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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语》的史学特色 　　摘 要：先秦时期是我国史学的兴起时期，先后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历史著述，为后世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就《国语》而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分国记言”的史书，主要运用特定的对话形式展现了这一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状况，它的体裁和风格、内容以及史学意识也都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先秦史学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国语》；分国记言；史学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27-04 　　先秦时期是我国史学的兴起时期，先后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历史著述，为后世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国语》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著述，采用“分国记言”的形式，表现了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状况，在体裁和内容上丰富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汉代，学者多视《国语》为解释《春秋》的著述而称之为“《春秋》外传”。后经历代学者考辨，这种说法已不可信，《国语》是一部独立的著述已成学界共识。在先秦时学中，《国语》独特的体裁和风格、丰富的内容以及深刻的史学意识非常有特色，这使其在先秦史学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一、《国语》独特的体裁和风格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语》的作者一直被界定为左丘明。随着学界对《国语》研究的加深，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实不可信。《国语》最初应是先秦时期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经后世史官逐渐加工而成的，其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也非一时，乃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 　　在体裁上，《国语》是一部“分国记言”的国别体史书，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表达了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看法。具体而言，在分国记言方面，《国语》在处理各国关系时显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特定的编纂理念，表达了作者对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理解。有学者对此研究后就曾指出，《国语》“首列周语三卷，这还是从宗周时期沿袭下来的尊周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春秋时期虽已经是大大地动摇了，但周旧日的威望仍有一定程度上的保留而为名义上的“共主”。次鲁语二卷，齐语一卷。这由于齐鲁是宗周建立的股肱之国，在春秋时期也还是东方大国。《国语》对于这两个股肱之国，先鲁后齐，是安排了一定次序的。次晋语九卷，郑语一卷。这是在宗周末年以后，逐渐兴起的国，是对周平王东迁尽了力量的。《国语》把夹辅平王东迁的这两个股肱之国位于宗周建立时的两个股肱之国的后边，而对于这两个后起的股肱之国，先晋后郑，也是有个一定的次序的。再次，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这是所谓荆蛮之国，自当排在中原各国之后，而在三国之间也是有个兴起的先后顺序的”[1]。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语》作为我国史学兴起时期的一部代表作，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强烈的王朝中心理念和国家政治理念，这种史学理念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记述历史方面，《国语》的风格也很别致。全书主要通过诸侯国君臣对话，表达谈话的主题，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一般都不涉及。但在对话的结尾往往又用数语记载对话涉及历史事件的结果，从而与谈话的主题和内容遥相呼应。如在《周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篇中，全文并没有叙述周、郑之间的战争起因和经过，而是通过富辰与周襄王之间的对话揭示了周襄王借用狄兵伐郑以及迎娶狄女为后这两个事件的始末。篇末对话完毕后，作者还用数语对其做了总结，即“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郑，晋文公纳之”[2]53。这样的总结进一步显示了富辰的深谋远虑和周襄王的昏聩。在《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篇中，围绕祭公劝谏周穆王不要征伐犬戎这件事，以对话形式表达了看法。具体而言，祭公的劝谏从“耀德不观兵”入手，论述了“德”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对话结束后，用“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2]4几语，指出了周穆王不听祭公的劝告一意孤行派兵征讨犬戎的严重后果。 　　《国语》这种记述历史的风格随处可见。在“吴语”和“越语”中，对话诸篇出现了吴王夫差、申胥（即伍子胥）、越王勾践、文种、范蠡、董褐等多个人物，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展示了吴国和越国之间的征战和政治谋略，塑造了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虚怀 　　若谷的越王勾践、政治素养极高的范蠡等历史人物形象。尤其是在《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篇中，全文并没有述及吴越之间的征战，而是通过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之间的对话，展示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的勇气和谋略，以及吴王夫差的狭隘和失败后的悔恨。尤其是在勾践和夫差的对话叙述完毕后，文末用“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