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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政治 亭子间双重空间意义 　　摘 要 亭子间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上海在特定时间内的历史轨迹，也成为了一代上海人独有的“上海记忆”。而对于曾长时期停留于“亭子间”的大批作家来说，它更是成为知识分子树立文化立场和思想理念的起源地，成为一代都市人的精神象征地，本文正是从文学和政治双重角度入手，分析“亭子间”其所特有的文化隐喻，以及其背后深刻的阶级意义和政治意义。 　　关键词 亭子间 异乡人 阶级符号 政治符号 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精明善盘算的上海人，发掘和利用了亭子间这个特殊的空间场所，作为石库门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它大多出现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头上是晒台，脚下是灶披间，其阴暗狭窄自是不可想象。梁实秋曾经在《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中有过这样细致的描写“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这种火柴匣式的居住条件自是可想而知的恶劣，而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上海在特定时间内的历史轨迹，也成为了一代上海人独有的”上海记忆”。 　　1“异乡人”的“冷”与“热” 　　“亭子间文人”概念的提出，其实质上是对具有上海革命背景的左翼作家的“政治称谓”。而我们总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短暂或者长期停留在亭子间的文人作家时，会发现其代表流派的混杂和多样。这些作家大都可以贴上“异乡人”的标签，他们处于一种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尴尬立场，对农村和城乡大多无法完全认同，长时期陷入了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中。他们怀抱着文学的理想来到上海，以渴望被同化的姿态面对现代文明占据的都市，主动的向城市现代性靠拢，而在这归顺中却因乡土与城市截然对立的文明冲突而颠覆最初的理想化文学设想。狭窄的生存空间，高昂的生活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文明所特有的冷漠和残酷，使得大部分文学青年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冲突，并从此“异乡人”群体中发生了分化和重组，一部分作家在充分利用上海所提供的文化资源和传媒行业，在进行自我调适之后，迅速融入当时上海的文化市场，比如被鲁迅成为“流氓才子”的叶灵凤就在此期间写成了《未完成的忏悔录》等书籍，除此之外还有包括鸳鸯蝴蝶牌在内的大批通俗作家。第二种作家如沈从文之类，通过在上海经历的“城市人”和“乡下人”双重身份转换明确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将目光聚焦在城乡差异中以及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道德沦丧和体制瓦解。而其中大部分则在经历了现实落差之后，认清个体生存的困境和无奈之后选择了较为激进的文学立场和主动的政治抱团。大批左翼作家就是在此期间明确了革命文学的写作方式，并以拥护鲁迅，茅盾此类左翼领袖，从分散的亭子间个体群落聚集在左联周围，逐渐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化中心。 　　“亭子间”作为大批作家从各地到达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它寄托了文学青年对现代城市的美好想象，它是他们文学理想的起始点，是一切未知和可能的开始。上海作为现代文明的缩影，既有着资本主义的拜金，腐败，悬殊的贫富差距等同时又作为一块 “城市飞地”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自由度，在压抑和黑暗的同时孕育着无穷的能量积累，大批文人作家正是在“亭子间”的逼仄环境中燃烧着孤独和寂寞，激情和壮举也在这种孤闭中酝酿爆发。正如《空间的诗学》中所提到的“以前我们可能觉得阁楼太狭小，觉得它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而现在，在通过梦想而重新找回的回忆中，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何种混合的学说，阁楼既小又大，既热又冷，永远给人安慰”。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给那些怀抱梦想的“异乡人”们“热”和“冷”，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怀。 　　2文学景观中的政治空间 　　法国作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做过这样的结论，“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所谓独具意义的“文学景观”，其所呈现的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性的再现，而正如一张千丝万缕牵扯不断的网，它不是孤立的，单向的，更多展示的是文学与景观的两相辉映，是更具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的空间图示，是凝固的空间与流动的时间交错而成的奇妙的化学作用。亭子间作为一个狭小的蜗居区域，一方面它展现了聪明上海人规划和分割空间的自由和充分；另一方面它也以其独特的地理所在展现了当时上海底层人生活的真实现状。所以亭子间不仅作为一寸安隅之所，其独特的阶级符号和政治符号尤为引人注目。 　　亭子间陆续出现最早可追溯到石库门的衰落，由于中国49年前的连年战乱经济停滞和49年后的平均主义，曾经繁盛一时的石库门主人们逐渐无法承担起高额的生存费用，他们出租或者转租曾经宽阔空间，除去原有在石库门设计上被设定为存储杂物，或供下人居住的“亭子间”外，更多的区域被“亭子间”化，原有内部结构中的天井，客堂，厨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