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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新构想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是现当代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积极倡导和实践阶段，那么近几年这种热情已经不复存在，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文学史写作的沉寂和反思时期。面对汗牛充栋然而大都乏善可陈的史著成果，学者们深感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延续日久的写作模式、思维方式，从根子上重新探讨新的写作思路，这既包括文学史观、文学史哲学、文学史体例的理论尝试，也包括有关史料发掘与思想立场、审美标准与社会标准等一系列对应关系的重新思考。如果说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革命性突破在于将文学史从政治社会学的写作规范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文学性和审美性，那么，近年来的反思，则是对此所谓的“回归文学本体”、“回到文本本身”的可操作性加以质疑。虽然有人叹惋“重写文学史终结了”，但是终结的并非“重写文学史”以文学性自律为最大追求的初衷和宏愿，而是各种文学史实践本身出了问题。?? 　　具体说来，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治史者试图用新型的文学标准取代政治标准的时候又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新政治意识形态。例如过去我们因沈从文、张爱玲、金庸、钱钟书等人创作的非政治性或者世俗化而贬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后则又因这种非政治性极力夸大其文学史地位。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重写文学史”在后来被视为是一个“反对政治”的“文学性”实践；然而，实际上却明显地甚至直接地受到政治的规划，无疑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这就构成了一悖论，即虽然“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然而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并且同样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1］。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较为普遍并且顽固地潜隐在治史者的研究思维定势之中，那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更富有遮蔽性。研究者以拓展文学史写作的途径以及丰富文学性为理由而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写作，例如，将台港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的范畴，加大通俗文学的比重，关注传播媒介与文学史的关系等等。作为文学史写作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文学??刊史、文学接受史、各种创作体裁的文学史、作家传记研究、史料发掘等也都有许多的新成果。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扩大了，叙述方式丰富了，叙述角度多元了，然而它们常常不得不借重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复杂关系，靠文学史的外延而非内涵获取叙述资源。这样一来，无论文学史的框架之内加入多少东西，都只是量的堆积，而非质的提升，只是研究材料的厚重，而非文学史思维的深化。?? 　　这诸多层面的问题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焦点问题，那就是对文学史的“纯文学”性或“本体论”认识不够。“文本研究”既没有在理论上被充分地研究和定性，也没有在文学史写作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落实。即使是有些自认为非常重视文本问题与文本现象的治史者也不得其法，常常想当然地误将非文本研究视为文本研究思路。因此，要重新改写“重写文学史”的理念与叙述实践，文本研究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关键环节。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文本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才能算作真正的文本研究？这里有必要先澄清几种误解。一种是认为文本研究就等于审美鉴赏、形式分析，等于以文学感悟而不是理性思维体认语言风格，甚至等同于对文本叙述的技术分析。但这仅仅是文本研究比较浮表的层面，如果是单纯的“文本细读法”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但作为文学史叙述范畴的文本研究，它就远远达不到“研究”的层次了。?? 　　另一种误解更为普遍，即认为作家论（以综合论述一个作家部分或全部创作的研究方式）近似于文本研究，因此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列有相当篇幅的作家专章。文学史的实体在于作家生产的物质性文本，勃兰兑斯关于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的名言虽然被广泛接受，但往往把这一说法理解颠倒了，也就是说在文学史叙述中往往以“从作家灵魂到文本”取代“从文本到作家灵魂”的研究理路，或者至少是将两种思路混淆，互为印证。最常见的明显的例子就是解读一个文学文本时不时地征引作家“自述”、作家的思想观念等材料，以此来说明作家的灵魂是如何如何地影响了他的创作。这样就很容易落入“新批评派”所说的那种“意图谬见”的窠臼之中，即“将诗与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不仅如此，与此相类似的是“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此则所谓“感受谬见”。因此，文本研究应当只在作品自身中寻求意义。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的主观心理或者创作意图与文本的客观的价值内涵之间并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常常有很大的差别。新批评派先驱恰瑞兹曾做过一个教学实验，他在讲授诗歌时，给听课者分发去掉作者署名的诗歌文本，要求写出评论交回。结果饶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