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docVIP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 　　摘要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今后谁来种粮、发展现代农业所衍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现象，有其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并能在短期内带来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向预期。但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很难“合意”其政策目标，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1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数据和资料，对政府主导行为对流转市场的分割、价格机制的作用，承包户询价逻辑的激励及短期平均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构建Translog形式成本函数，对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下的农地经营“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和估计。结果显示：①政府行为放大需求弹性诱致“地租乘数”促使流转价格溢价；②政府介入流转扭曲了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将原本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均衡变为有利于“卖方垄断”的供需失衡；③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后基于“劳动力双重成本负担”的询价逻辑又助推了流转溢价的“棘轮效应”；④依靠政府主导流转而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规模农地经营，其成本弹性未显现可预期的小于1，即未出现规模效益与成本随规模扩张递减。政府行为与政策效应背离，有其深层次的认识误区及其行为逻辑谬误。表现在：一是错误认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直接原因；二是执拗相信只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其主因；三是渴望借助农机替代劳动力进而实现规模效应和收益最大化，试图套用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是其动因所在；四是政府行为扰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造成政策效应失灵。 　　关键词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地租乘数；询价策略；成本弹性 　　中图分类号 F30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8-0116-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16 　　30多年前开启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使我国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自20世纪末以来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所造就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又使得农业生产经营面临两难：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稳定转入非农领域推动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追求农地流转面积、“重收益轻亩产”现象屡见不鲜[1]；另一方面，小规模农户因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不断提高，粗犷经营、“抽空务农”现象随处可见[2]。农业经营在贡献口粮安全、增加农民收入过后再次陷入了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种地无利、增收乏力”的困境。为此，各地在探索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如何保障粮食供给、发展现代农业同时，较为趋同的观点和做法是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让有实力和愿意务农的人专心经营更多的土地。一时间，各地为实现扶持新型经营主体进而发展现代农业，行动上青睐或更加依赖政府力量主导农地流转、打造规模主体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使得当前不少地方农地经营呈现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两手”并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非经济发达地区因农民视土地为养老谋生和务工不济的托底，更多时候需要政府出面推动流转，这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主导推进流转、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比例等现象。《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诚然，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行为逻辑本身无可厚非，在多地农地保持细碎化的当下，生产要素的投入很难获得规模报酬，政府主导流转有其解决“谁来种粮”、提高农地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发展规模经营的政策初衷，而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也为政府主导农地流转提供了可因循的“政策突破”。但政府主导流转过后，大规模集中连片农地作为稀缺资源入市所引致的流转价格溢价，高流转价格下的大规模经营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否有益？能否保障土地产出率？政府大面积归集农地背后，承包户流转意愿与询价反应又如何？由此对农地经营成本产生怎样影响？种种问题值得思考，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格外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疑问背后引出本文的探讨。 　　1 文献回顾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之所以受到各方推崇和纷纷效仿，是有其思维和行为逻辑的。围绕这一逻辑使得有关研究聚焦于逻辑形成、表象特征和成效后果等层面。 　　1.1 逻辑形成层面 　　当下，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产生与政商学三界普遍认同城镇化进程深入、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传统农业难堪“保证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大任，特别是伴随传统农户兼业化已成趋势[3]，非农收入增加致务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日渐萎缩，认为兼业农户终将被专业农户取代不无关系[4-7]。一致的认同指向了农机化率更高、农资集中采购单位成本更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