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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和教学中细读问题 　　在近来的文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关于“文本细读”的呼声越来越大。这里且不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接连发表的一组组强调作品分析的教学笔谈，也不说《名作欣赏》上专门刊发的一篇篇“文本细读”的论文，仅就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度出版的“名作”系列和“大学名师讲演实录”系列来看，其出版的“文本细读”书籍之厚重与聚集的名家阵容之强大就足可以见到一斑。应该说，这是当前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件有利于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好事。它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文学研究和教学中的这一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出现了多么严重的偏颇！ 　　确实，回顾二十余年的中国学术和教育，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特别是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更是成为学界的一种时髦而又流毒甚远的潮流。也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我们的不少学者大都喜欢制造宏大的课题，所谈的问题不是纵贯千年、百年，就是横跨中西、欧美，并且，动不动就要总结“规律”与揭示“本质”，而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如“作品分析”、“作品欣赏”一类的细小问题则不屑一顾。这样一来，不仅那些“宏大”的问题因缺少文本的支持而得不到论证和解决，就是对于“作品分析”、“作品欣赏”这样的“小问题”也因为长期忽视而失去了耐心和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在文学研究中，许多跨领域、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空洞无文、“阔略不当”，许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根本“不联系文学文本”，以至于读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1]。在课堂上，大学教师可以一堂课不涉及作品而云遮雾罩地侃侃而谈，大学生们则因为不读作品而木然地面对着教师与课本；到了中学，由于这些老师在做学生时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文本细读”训练，他们面对着作品仍然会感到尴尬与无所适从，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不应该出现的笑话。例如在80年代曾经选入中学课本的郭沫若的《雷电颂》，一位老师在介绍郭沫若的《屈原》时就曾说屈原最后投江自杀，他显然是没有读过郭沫若的历史剧；又如现在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的沈从文的《边城》，其教师参考书上还赫然地写着天保“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的“整体把握”，而这“为了成全弟弟”的错误“把握”不但说明编者没有细读原著，而且还表明了一些现代文学研究或者沈从文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诸如此类的例子很明白地显示，这种只追求“宏大”课题而不注重“文本细读”和“微观分析”的做法不仅影响着文学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且也对从大学到中学的文学课教学形成了极大危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孙绍振在他的《名作细读?自序》中尖锐地指出： 　　“微观分析的幼稚和粗暴，策源地乃在大学课堂，长期流毒中小学，遂成顽症。大学教授们应该感到惭愧，感到脸红，感到无地自容才是。但是，……大学的学院体制庇护了他们。学院式的评估体系，把文本的微观分析当作‘小儿科’。” 　　同时，一向关注语文教学的孙先生也并没有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大学教授，他还看到了中学自己存在的问题： 　　“缺乏微观基础的空话、套话、大话、胡话乃至黑话，本是由来已久的顽症，却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借强调师生平等对话之机，找到了合适的避难所，于是，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所问肤浅，所答弱智，滔滔者天下皆是。表面上热热闹闹，实质上糊里糊涂。在处理课文的方法上作秀，多媒体豪华包装，花里胡哨，目迷五色。但是，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却有时如蜻蜓点水，有时如木偶探海。”[2] 　　在这里，尽管孙先生的话说得十分愤慨，但他所指出的问题却是一针见血。他不但指出了大中学校的教师们作品分析能力的缺乏，而且还指出了造成这一弊病的重要根源――即那“学院式的评估体系”庇护下的大学教授对作品微观分析的忽略与轻视。 　　其实，这种对作品微观分析的忽略与轻视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也是一种愚昧。因为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凡是卓有建树的文学研究学者无不对此倍加重视。如在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上，从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都是以研究作品系统著名的文学批评流派。其中，特别是盛行于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更是着力宣扬和坚持了以作品为本体的“细读语义”的批评精神和方法。而英美批评家的这种组合之所以成为“20世纪英美文论第一次有影响力的联合表演”[3]，他们的代表人物――如英国的休姆和燕卜孙、美国的兰色姆、布鲁克斯和韦勒克等――之所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且影响至今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大多与此有关。而在中国，从六朝文士的品评诗文到金圣叹式的“才子书”评点，再到李健吾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等，他们也都是以对作品的微观分析或“文本细读”见长，并且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典范。到了当代，尽管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教学相继受到了政治运动和“宏大阐释”的干扰，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文本细读”的优秀范本。如钱谷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