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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道德建设模式比较和范式确立 　　[摘 要]新农村道德建设有三种模式：“放任自发式”、“强制灌输式”、“引导自发式”。“放任自发式”、“强制灌输式”这两种道德建设模式都违背了道德运行的科学规律，“引导自觉式”的道德建设模式符合道德运行的科学规律，可以上升为科学范式。 　　[关键词]道德建设 放任自发式 强制灌输式 引导自觉式 范式 　　 　　恩格斯认为：“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这就是说，道德观念产生于人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并且随着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改变而改变，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是受制于经济基础的。恩格斯还认为，上层建筑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出来，就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受制于经济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保持了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独立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与经济发展同向而推动经济发展，第二种情况是与经济发展逆向而阻碍经济发展，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朝某方向发展而推动它朝另一方向发展，这种情况还是归结为前两种者中的一种。恩格斯的论断完全符合当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状况，新农村建设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不能执于经济基础这一面。如果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忽视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和塑造功能，那么新农村的发展建设必然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协调的；严重一点，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更严重一点，就是社会发展的退化。新农村建设应着眼于农村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本身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进行，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促进新农村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指明了方向。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把道德建设摆在突出地位。但如何进行新农村道德建设，新农村道德建设应采用何种方式，学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仁智互见。究其原因，有三点：其一，有学者认为，新农村道德建设的研究不是一个学术理论增长点，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道德建设的作用日渐式微，我们有着过去思想道德教育失败的惨痛经历，更何况农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洼地”，是落后的地区，让农民过高尚的道德生活是不现实的，新农村的道德建设没有现实价值；其二，视强制灌输为道德建设的唯一模式，力求恢复过去威权政府的秩序时代；其三，法治主义者认为，中国已走向法治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使道德建设的作用黯然失色了，更不用说新农村的道德建设了。第一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对道德建设的理想化的理解，误认为新农村道德建设就是要求农民做非常高尚的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要求确实是对农民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层次的揠苗助长，确实达不到良好的效果；但不能因此忽视道德建设的作用，只是说对道德建设应该做现实化的理解和要求，把道德作为社会秩序的调控方式，道德的首要任务恰恰在于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而非实现崇高的理想，道德的底线和法律是一致的，并非高不可攀的，尤其是在农村，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国家的法律常常是鞭长莫及，很多社会关系恰恰是通过道德来调节的，让农民过上高尚的道德生活固然只是理想追求，使农民过上基本的道德生活则是现实的要求，如果连这个基本要求都不能保证，那么农村的社会秩序是混乱不堪的，农村的发展是停滞不前的、建设新农村就成为一纸空谈，所以农村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洼地”，但这个现状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第二种认识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道德建设的科学规律和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对道德建设的要求，带有很大的盲动性，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第三种认识的错误显然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联，认识不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正是法律的本质，是‘法’的‘母体’，法律不过是‘形而上’道德的‘形而下’化，从而具备现实的、具体的、可操作的特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信用经济，诚实守信不仅是道德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法律的根本原则。博登海默将道德区分为两类原则和要求，第一类道德规范是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履行协议等，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超过了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需要，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他进而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