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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文学教育思考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施行,文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彰显,文学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加强文学教育”成为了语文界的共识。但面对教材中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教师如何进行教学,却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回顾过去乃至现在的文学教育,我觉得不少师生在解读文学作品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读文学作品时,用政治观点图解文学。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置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下去观照,总是不自觉地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研究作品“歌颂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评判作品中人物的好坏。这样,我们就将充满生命底蕴和人生意趣的文学作品简单类化为一些标语和口号,不仅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还使学生从根本上形成对文学的片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更使学生在这样的熏陶下变成一个政治人,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的语言日益泛政治化。 　　二是解读文学作品时,用科学阉割了艺术。明人杨慎评论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时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的评论成为千古笑谈。为何被讥笑?因为杨慎用科学思维阉割了文学思维,把生活真实混同于艺术真实,文学艺术丰富的想象力被他扫荡殆尽。杨慎式的评论在我们今天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没有?笔者觉得不但有,而且很普遍地存在着。 　　那么文学教育应怎样改变这一现状呢? 　　首先教师要转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文化心态的调整。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从“单元封闭的文化心态”向“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转换。如果我们完不成这一文化心态的转换,只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和价值标准去观照文学作品,或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的坐标,势必导致误读,做出有失公正的评价。作为教师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尤其重要,因为一元化的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生创造性的扼杀。下面试举几则原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提示略加申说。 　　《竞选州长》一文的“提示”说:“作者以夸张的漫画式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美国社会中竞选的种种秽事丑闻,揭露了竞选的虚伪性、欺骗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竞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尖锐的批判。” 　　《守财奴》一文的“提示”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这篇课文的思想内容无疑会有很大的启发。葛朗台的妻子是作者赞扬的好人,作者认为笃信宗教才不至于陷入金钱的泥沼。课文中对葛妻隐忍贤德的描写,意在反衬葛朗台的凶狠丑恶。这虽然有一定的揭露作用,却也恰恰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我们不必对这些提示作太多的评论,稍微有点独立思考能力、对世界现状有点了解的人都会发觉这套思维方式完全还是文革式的思维方式。以《守财奴》为例,作者所要表现的恐怕主要是人性的贪婪与愚昧。这是人性共有的弱点,不是某种社会制度专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这样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里照样存在。《守财奴》的作者主要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而是批判人性的弱点,进而寻找对人性的疗救之道。作者最后找到了宗教,宗教能否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当然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不应当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不能否定别人的宗教信仰,自己怀疑宗教,但不能指责别人对宗教的真诚。否则就太专制了。 　　此类评价,在通行的教科书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一番批判性反省,必将封闭我们的思路,使我们的思想粗糙化,思维教条化。 　　其次要接受新知,扩大视野,更新方法。知识更新,是跨世纪人才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文学阅读和研究中,固守传统的批评方法固然可以做到“守正”,但难以“出新”,尤其在知识更新节奏加快、新的批评方法层出不穷的当今世界,它已日益显示出自己捉襟见肘的窘迫。所谓知识更新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扩大“支援意识”的过程。文学鉴赏中多一重“支援意识”,就会多一种观照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如语文教材中的《我国古代文学》介绍“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时作了这样的点评:“李白的诗,嘲弄庸俗世态,反抗权贵,充满了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他歌颂祖国壮丽的河山,歌颂自由生活,对于社会现象的不合理和自己才能的不得施展,表现出强烈的愤慨。杜甫生活饱经忧患,比较接近人民,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他的诗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发扬了《诗经》、《离骚》、乐府的优良传统,给后来的诗人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这个点评初一读,似乎无甚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