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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信访制度――解释视角 　　摘 要：信访制度极具中国特色，其产生与发展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法治进程都息息相关。本文从法理学解释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信访制度从文化、效益和社会方面进行剖析，有利于洞悉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指明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信访制度；文化解释；效益解释；社会解释 　　一、信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文化解释的视角 　　“没有普适性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只有具体的、适合特定文化背景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①信访制度在我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其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根基坚实，一直作为民意表达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调整着社会关系。信访制度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特性无法割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英文中找不到和“信访”一词相对应的英文单词②，虽然国外存在与信访相类似的制度，但在设计理念、运行模式方面都有很大不同。 　　以下分两个时间段对我国信访及其法律制度的文化根基进行概述： 　　1.新中国成立前的信访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逐步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信访活动自原始社会末期萌芽以来，数量逐步增加，国家也相应地设立了处理信访问题的官职和机构，《尚书》中记载的官职“纳言”[1]、西周的路鼓制和肺石制、西晋的登闻鼓制度等均为信访制度的体现。 　　信访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原因在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背景。一方面，基于集权的政治文化，人们对于皇帝存在崇拜，在利益受到损害时认为皇帝能够为自己申冤，从而进行了大量的信访活动；另一方面，基于儒家民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统治者推行德治和仁政，为了政权稳定和长远利益，统治者愿意通过信访制度来释放民怨、监督官吏，从而推动了信访制度的正规化、法律化，甚至形成了对信访的路径依赖。 　　2.新中国成立后的信访制度 　　这一时期的信访制度最初表现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对各地来信的处理，后来多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极大地推进了信访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使得社会主义文化广为传播，并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5年国务院新颁布的《信访条例》③为信访提供了明确的官方定义和法律保障，使得信访制度在法治的引导下进一步的规范化、明确化。在这一愈发开放、自由、民主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利益诉求的表达也更加积极，多元文化及多元利益更为明显，为信访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信访制度的建立与选择――效益解释的视角 　　1.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是指某项法律决定导致当事人或整个社会支付的费用，包括直接支出的成本和机会成本。收益，是指因法律本身的完善与法律服务质量的改进给当事人或社会带来的效益，包括无形的收益和有形的收益。此处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是要对信访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和权衡，从而评价其可取性并寻找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1）成本分析：就直接支出的成本而言，信访法律制度的调研、论证、制定、修改需要人力物力，信访局的设立和工作人员的安排也需要成本。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如果将政府看作理性经济人，就需要合理配置立法、司法和执法资源，衡量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的成本，进而选择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如果将信访人看作理性经济人，那么他在选择救济途径时必然会将信访与诉讼、仲裁等进行比较，从而选择能够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就机会成本而言，国家在信访制度上投入较多可能造成诉讼、仲裁等机制建设领域的损失，信访机构在非属自己常规管辖的信访范围也会付出额外的成本，而当事人进行信访而放弃或者不便进行诉讼、私力救济等，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也构成信访制度的机会成本。 　　就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而言，可以说其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政府和信访机构成本较大。政府需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其安置、劝返带来了成本支出的增加；我国信访机构数量众多、种类不一，社会责任重大但实际权力有限，其应对信访的成本也十分巨大。另一方面，信访人的信访成本巨大。他们在地方和北京徘徊转圈，时间上几年到几十年很常见，财力消耗上几万、几十万也不足为奇。[2] 　　（2）收益分析：就有形的收益而言，信访人可以通过信访程序保障权利、获得物质赔偿；政府可以尽可能地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从而带来经济、行政上的物质收益。 　　就无形的收益而言，信访人可以通过信访程序提升对自身尊严的认可，同时增强对国家功能的确信；政府则可以增强自己的公信力，伸张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从我国信访制度的运行来看，信访人对有形收益的追求大于无形收益，往往怀着“信访不信法”、“闹了才能赔”的想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