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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司法ADR构建 　　摘要：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由于缺乏法治的经验、传统以及对诉讼的盲目崇拜，社会大众的主流意识出现了一种偏向，即把诉讼视为实现权利的唯一正确途径，把诉讼率的高低作为判断法治进程的标准。在世界法学领域，早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法治的多元化和诉讼的局限性，并致力于法治多元化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在中国不断强调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ADR作为能够体现当事人意志和行为选择的诉讼方式，越来越受到中国法学界的重视。 　　关键词：司法ADR；纠纷解决；非诉讼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149-02 　　 　　一、ADR 的概念界定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发端于美国，国内学者将其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为一个综合性、开放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有相当的难度，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此达成统一认识。我国学者范愉认为对于ADR概念实际上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狭义的ADR概念，主要是指非诉讼非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一般不包括仲裁和行政（尤其是裁决），或者特指现代新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它们与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理念。广义的ADR概念可以涵盖所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既包括传统的民间解决和商事仲裁也包括当代创造的新型ADR（如美国的混合性ADR），同时还可以容纳更多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类型，包括行政性和准司法解纷机制[1]。美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仅存在于民间领域，随着ADR功能的不断拓展和地位的日益提高，许多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逐渐渗入司法领域，以法院附设仲裁、法院附设调解、早期中立评价、简易陪审团审理等形式出现。这种司法范围内的ADR简称为“司法ADR”或“法院附设ADR”。 　　司法ADR的优势在于：相对于审判程序而言具有合意性，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意志；相对于仲裁、调解而言具有司法性，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的合意。纠纷的处理着眼于今后双方的良性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向后看的处理方式。 　　二、在我国建立ADR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1、立法的需求 　　社会发展中新问题层出不穷，法治固有的滞后性使得它不可能对所有新出现的问题做出面面具到的规定。象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家庭纠纷（跨国离婚、抚育费、赡养费等纠纷）、产品责任、环境责任以及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或者在权利义务的认定和举证等方面存在较大难度，或者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国际上也无相关经验可供借鉴。面对这些新型犯罪，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解决纠纷，并在纠纷的解决中积累经验，促进新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形成，才是我们现在的执法者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纠纷实际上是社会的自我整合，自我完善，是一个社会制度自我创新的内在动力。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现有的法律也是前人在自己实践基础上智慧的结晶。对于正处在法治探索阶段的中国社会来说，我们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在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形成适合于中国的法律规范，进而对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2、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公平、稳定、利益协调的社会。因此，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整体上发展和谐稳定，但局部影响和谐、影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长期积累、制约社会全局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呈现，社会利益关系更趋繁杂，利益冲突更趋尖锐[2]。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法院收案量的大幅度增长。 　　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要将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去掉，它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法院公正、合法的审判案件，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得以界分，另一方面要求法院快捷、高效、低成本的解决纠纷，使得当事人不必在诉讼上有过多的时间和金钱和投入，让公民之间的关系保持和谐稳定。 　　3、化解民生问题的需求 　　我国当前经济飞速发展，人们之前的利益差距和矛盾日益突出，其中涉及民生问题的各类纠纷呈持续快速高位增长趋势，其具体类型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纠纷；土地的争用和划拨，农村宅基地使用方面的纠纷；城乡人民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方面的纠纷；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交通事故等损害赔偿方面的纠纷[3]。这类纠纷的共同特点是主体多元，内容庞杂，有些易激化形成群体性的事件，解纷难度较大。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