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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研究 　　[摘 要]关注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状况，有益于深化旅游对东道主女性影响研究和客家文化变迁研究。以四川龙泉洛带古镇为例，采取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法，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旅游发展下洛带古镇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状态、变迁特点和变迁原因。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旅游对洛带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变迁影响强度大于社会地位变迁，且更易于被感知；旅游参与方式对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程度无明显影响；旅游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的原因集中表现在生计、自由空间和家庭分工的改变。 　　[关键词]旅游发展；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社会地位变迁；洛带古镇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0-0094-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0.019 　　引言 　　“关注妇女问题”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客家妇女与别的族群妇女相比，她们不仅有着自然质朴的仪态，勤劳节俭、任劳任怨、贤良慈善的品格，以及胜于男人的持家乃至社会参与能力[1]，她们还是教育者，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承者、创造者，是民间习俗的执行者、诠释者、创造者[2]。正因为如此，客家妇女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在清末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自19世纪客家问题受到学术界重视以来，国内外的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对客家妇女进行了研究[3]。总结近10年国内的相关研究，学者多以客家文化中心的闽粤赣边区为研究区域[4]，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运用文史资料分析[5]或田野调查法[6]，关注客家妇女的品格特征以及形成的自然、文化地理背景[1，5， 7]，探讨客家妇女在族群中的社会角色[8]和社会地位[9]。研究指出，客家妇女的优良品质传统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所形成，客家妇女在族群中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是家庭重心、主要劳力与社区文化的重要参与者。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关注新旧婚俗和《婚姻法》对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的影响[10]和赣粤鄂地区农村客家妇女的生活质量状况[11]。 　　尽管前期学者对客家妇女研究做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但目前国内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内容上更多关注传统客家妇女性格、品行、地位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代社会现象（如旅游）对客家妇女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多注重文史资料的分析，较少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等方法。旅游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势必给东道主居民带来诸多影响，东道主女性由于在旅游服务和服务管理方面的先天性优势，较之男性，她们有更高的就业数量和比例[12]，这表明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受旅游影响更显著。分析国内相关文献，目前鲜有对东道主客家妇女的研究。在现代性全球旅游文化的撞击中，东道主居民性别建构并非单一、静态的结构变迁，而是复杂、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13]。在旅游发展下，作为东道主的客家妇女在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本研究以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成都龙泉洛带古镇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比较分析洛带古镇旅游发展前后客家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转变，以期深化对旅游中的性别研究和客家妇女的研究。 　　1 文献述评 　　文化人类学认为，“地位”指在某个社会系统中的职位或身份，意味着这一身份的价值、权力与影响[9]。关注客家妇女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变迁，实质是从性别视角审视旅游发展对东道主居民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 　　国外对旅游研究中性别话题的探讨大致分为4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到旅游中的性别差异。80年代集中分析旅游就业中性别的分工模式，90年代重点关注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影响中的性别差异；21世纪以来，旅游中性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拓展，研究侧重于旅游目的地的性旅游和旅游感知、旅游动机及旅游营销的性别差异。女性东道主是国外旅游研究有关性别话题中最早得到关注的领域。Smith和kadt各自分别在1977年和1979年的著作中论及旅游目的地社会中女性的角色，探讨旅游对目的地女性的影响[14-15]。而后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旅游发展给东道主女性增加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她们的能力和信心[16]，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17]。但也有研究者指出，旅游目的地的就业类型和旅游收入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从事的大多是低职位、缺少发展机会、低报酬、临时性的工作[18]。Richter曾指出，世界各地妇女填补了旅游就业等级的底层[19]。Thrane和Bullon的研究证实女性就业所获得的旅游收入低于同等的男性[20-21]。Kinnaird和Hall建议，不能单纯从性别角度对旅游中的就业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