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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困境与出路―兼论村庄秩序及其社会基础构建 　　[摘 要]我国农村社会转型导致村庄秩序面临解构与重建。当传统的宗法制、行政强制等无力提供村庄必要的社会秩序时，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安排的村民自治成了村庄秩序提供的可靠力量。实践中，村民自治又面临着日益形式化的困境。协调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关系，激发自治主体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建立成熟的村域社会组织系统对接村民自治制度并不断强化农村社会关联成了破解村民自治实践困境与构建村庄秩序的关键。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庄秩序；乡村善治；村庄社会关联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106 ― 0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市场经济向农村的延伸，使传统农村社会秩序不断解构。村民自治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同时，又使逐步解构的农村社会秩序趋于重组。村庄秩序的生成除了具有行政嵌入的特征外，更多表现为村庄内生性。因此，善于从村庄内部把握村民自治发展的脉络，解决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困境，构建和谐有序的村庄秩序，显得尤为重要。 　　一、重建村庄秩序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及其内涵 　　（一）村民自治：构建和谐村庄秩序的制度保障 　　村民自治即广大农民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自治规章，在村域范围内管理和决定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其内涵体现在自治的主体是农民，自治的地域范围是村域，自治的内容是本村的事务，自治的目的是“让村民在村域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村民自治体现的是村民的自治权和自主管理权，其本质是村民在村庄内部通过自治与民主的结合获得村庄秩序的制度保障。 　　（二）产生的原因：旧秩序的解构与新秩序的重建 　　家庭承包责任制形成了农村经济与社会运作的新秩序。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它的现实基础就是农村经济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2〕。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了农民的独立自主地位，带来的不仅是农村经济秩序的变革，更有对农村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大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随着借助于指令性计划经营农业生产的经济功能丧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就失去了权威基础”〔3〕。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农民主体性地位，要求村民自治尊重农民意愿，按照农民的利益诉求，在农民的监督下民主管理和决策。 　　党和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促成了基层民主变革的新生政治生态环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4〕。中央民主政治的推进、行政权力的下放和党领导方式的转变，给村民自治留下了广阔的基层空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5〕。1982年的国家宪法认可了村民自治，指出在农村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农村管理者。 　　农村旧秩序的解构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需要新的治理形式化解。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对旧的村庄秩序解构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基层合法性危机、农村公共安全危机、农业生产危机”〔6〕。多数地区的村级组织涣散，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和认可，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农村管理陷入真空状态，黑恶势力渗入农村，农民时常面临公共安全危机。农村旧秩序解构带来的农村多重危机需要新的治理形式破解。村民自治这一最初功能是“维持社会治安和维护集体的水利设施，后来逐步扩大为对农村基层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诸多事务的村民自我管理形式”〔7〕，作为重建村庄秩序的制度应运而生。 　　二、村庄新秩序构建的挑战：村民自治的实践困境及其成因 　　（一）外在制度供给与村庄社会内部发育不足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指令性计划经济农业经营体系的解体和家庭承包经营体系的形成，需要新的制度创新重建解构之后的村庄秩序。作为体现党和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意志的外在制度供给，村民自治承担了这一重任。而村民自治发展至今表现出的日益泛形式化困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突击性的强制外在制度供给和村庄社会内在发育不足的冲突。 　　（二）村民自治实施的主体是原子化的农村和较为保守的农民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非均衡发展使村庄社会发育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资源稀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等现象成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由此导致村集体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贫乏，没有将农民组织起来的能力，导致农户的原子化现象趋于常态，直接提高了村民自治的参与成本。村民自治权最终体现在村域内的农民身上，原子化结构的农村使农民关心自身及家庭的热情远高于村级事务，政治参与热情低下甚至冷漠，导致村民自治的主体严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