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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问题价值与对策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振兴乡村战略，作为农村主体的村民是实践的主体，而村民自治是推动乡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历史的演进、制度的变迁、当前村民自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村民自治的当代价值浅析坚持好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解决村民自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村民自治 基层民主 家族文化 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8-0060-04 　　村民自治始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把它界定为：“村民自治的含义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铡！惫?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司解释：村民自治“是指在农村基层由群众按照法律规定设立村委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基层事务，它是我国解决基层直接民主的一项基本政策，是一项基层民主制度”。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又解释：“我国的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在基层社会生活中，依法行使自治权，实行自己的事自我管理的一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宪法以及法条解释可以看出，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定的一项制度，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进程中最集中的体现，结合十九大报告“振兴乡村战略”布局，研究当今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价值与对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村民自治历史的演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古代基层政权是“乡绅治村”。梁漱溟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提出“皇权不下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氏族社会一直是基层政权的基础。鉴于村落家族文化的血族性与稳定性，依靠乡土社会族长自治一直是统治阶级优先选择的方案。但伴随着鸦片战争以及清政府的垮台，现代的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起挑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党组织诞生打破了乡村古代自治的政治格局，中华民国时期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资本家手里，由于没有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国民政府垮台。取而代之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时期的村民自治被政府行为取代，传统的家族文化以及乡绅自治遭到全面的禁止。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村民自治重新焕发出生机。进入新世纪，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进城务工导致村民自治在制度和实践中遇到困境。村民自治发展的障碍和问题主要在于村民群众的参与不足，致使群众自治和直接民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变。[1] 　　二、村民自治存在的突出问题 　　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出现只是一个表象特征。困扰村民自治主要有几个方面：村落家族文化长期存在、村“两委”行政化呈强化态势、村民“务工”与“返乡”导致政治冷漠、村民自治中的“人情异化”现象严重、村民自治与农村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有学者用“走出乡土”来表达村民对市民社会的向往，但就中国目前的国情现实，“走出乡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疾风暴雨式的突进，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对当前“圈地运动”式的冒进主义的回应。在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和资本下乡的背景下，研究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理清基层政权建设问题。从比较政治角度来看，直接民主下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往往产生均分产品的决定，结果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再发展和资金积累。[2]因此在做大做强集体经济的同时又要确保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健康发展，处理好民主与经济的问题应是关键。 　　（一）村落家族文化长期存在 　　村落家族文化是农耕文明时代的特有文明现象。过去其固有的封闭性、血族性、等级性、排外性造成了农村发展缓慢。当代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嬗变，由乡土社会转变为半乡半土社会，由家族性交往转变为功利性交往，由圣神化婚姻转变为祛魅化婚姻，家族性治理转变为“三位一体”小家庭治理。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熟人村落变为半熟人村落，村民之间的人情异化交往，青年人闪婚到闪离，中老年人权威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已无法调节青年人与中老年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学者提出“走出乡土”学说，认为市场经济下农村村落家族文化全面消退，应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与法律去治理农村，但现实却出现了法律与民俗的冲突。固有的村落家族文化不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失，追根溯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村落家族文化将长期存在。例如，江苏省华西村是全国最富裕的村子，但其内部文化凝聚性却并未因经济原因而被冲淡，反而得到强化。爱德华?汤普森在《共有的习惯》中指出：现在“村落共同体”发生巨变，都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市场大潮之中，但是，村落依然是一个基于“守土”的“乡、土、人”三者之间紧密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