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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主体老好人化原因分析与后果呈现 　　摘要： 后税费时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型村庄中，不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老好人”成为村治的主体。税费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带来的系列后果，如村庄治理权力弱化、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等，成为理解“老好人”治村得以出现的制度层面原因；另一方面，“老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与村庄社会变迁以及村庄内生型力量彰显有关。“老好人”治村是上述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导致村级组织悬浮、基层矛盾凝聚、村庄秩序瓦解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关键词：老好人； 税费改革；村庄社会；村庄内生力量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26-06 　　一、问题提出 　　税费改革深刻改变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治的运作逻辑，这一点已经形成学界的广泛共识。关于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诸多变化，学界研究可谓卷帙浩繁。周飞舟以基层政府财政来源的变化及其由此带来的行为逻辑的变化为切入点，指出税费取消后，由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税，基层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向上级争取资源上，而不是放在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上面，基层政权出现官僚化倾向，基层政权走向悬浮[1]。税费改革导致的深层次影响是乡村治权的丧失，具体表现在乡村组织配置性资源的丧失，治权的弱化导致了上访行为的增多[2]；因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农村公共品供给缺失导致农民上访数量急剧增加[3]。同时，灰黑势力随着基层政权弱化等治理困境的出现得以彰显，灰黑势力与体制内精英联合共同占有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配置以及地方社会发展成果[4]。税费改革导致乡村治理逻辑发生变化，贺雪峰指出，在当前信访考核“一票否决”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评压力下，基层政权的行为表现出一套“不出事”的逻辑，具体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消极和不作为[5]。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和其他资源密集型地区，占有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的富人成为治理主体，并通过一整套话语和关系建构获得其合法性，乡村寡头政治凸显[6]。王会指出，取消农业税后，作为政权末梢的村级政权与农民间的互动遵循“不得罪”逻辑 [7]。 　　以上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复杂逻辑和困境的若干面向，而笔者和所在的团队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取消农业税后，在广大农业型地区，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村干部扮演着“老好人”形象，其工作方法也呈现“老好人”式的特点。分析村庄治理中“老好人”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并理解其对基层治理构成的危害，对于深化我们对当前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 　　所谓“老好人”，是指随和厚道、不愿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人。对于这种人的处事风格，毛泽东给了精到的解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8]136。除了奉行不出事逻辑、不得罪逻辑之外，“老好人”善于利用手段平衡各种关系，以此实现自身利益空间和权力稳定，同时回避矛盾，行事缺乏原则性。因此可以说，“老好人”的“好”绝不是按照规则办事，服务村民的“好”，相反地，是无视原则的“好”，与当前服务型组织的构建要求存在本质的区别。 　　“老好人”治村现象的产生是多重结构性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即有税费改革及其相关系列影响下村庄治权弱化、村干部利益空间萎缩等制度层面原因，又有在宏观制度变迁背景下村庄社会变迁和内生型力量彰显等因素存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来，已在全国中西部主要农业型地区进行累计2万多工作日的驻村调查，在乡村基层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出现部分学术成果，本文的写作即在已有的调查经验基础上完成。 　　二、治权弱化与资源匮乏——“老好人”治村形成的制度基础 　　税费改革以前，因为存在农业税费，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基于税费提取绑定在一起。一方面，因为害怕村干部借收税费之名报复打击自己，村民害怕村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税费顺利提取，村干部不得不认真对待村民提出的要求，在村庄治理、纠纷调解以及其他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可以说，基于农业税费形成的权利义务的同时存在，保证了村级治理中村干部和村民的积极作为。村干部有征收农业税费的权利，但是同时又有接受村民监督、积极行政的义务；村民有承担税费的义务，但是同时又拥有监督村干部作为的权利，否则以缓缴或拒缴这一“弱者的武器”使村干部为难。 　　然而随着税费改革之后的系列政策出台，基于农业税费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解体。村干部掌握的资源减少，没有能力满足公共品供给需要，在有些地方村组织的正常运转开支都出现问题。同时，随着国家权力在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