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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美国人对美国东方学会早期汉学研究贡献 　　摘要：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的对华研究中占有关键位置。1842-1930年是该学会汉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表明，此期以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的来华美国人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向学会年会寄送了大量论文和通讯，成为维系美国本土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来华美国人能够发挥如此作用，可溯因于美国东方学会成立初期对传教士的特殊重视政策。 　　关键词：美国东方学会；早期；传教士；外交官；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K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从学术史上追溯，美国汉学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中国源头”，即以1830年为开端、来华传教士所创立的侨居地汉学，以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和在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为代表。美国汉学的另一个源头就是美国本土自发的汉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说，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始自东方学会。[1]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于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个专业学术团体。该学会的宗旨是以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东方学，“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2]汉学是它的一个关注点。美国汉学这两个源头的发展命运是不一样的。侨居地汉学终因传教士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来华外交官们更加“职业化”而非“文化化”而逐渐走向衰亡，而美国的本土汉学则始终向前发展，经历了美国东方学会的创生初立、对欧洲汉学人才的引进、燕京学社的大力推动、美国东方学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孕育，①逐渐走向世界对华研究②的排头兵地位。作为美国汉学的发源地、美国中国学的孕育者，美国东方学会在相关研究中占有关键位置。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自1843年创刊，截至2012年共发行132卷，发表对华研究的文章及书评共约2300篇，占《会刊》总篇目的大约1/5，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思想、宗教、古代科技、少数民族等主题；学会还保有一座专业化的东方学图书馆，藏有约2800种汉学书籍，以西文书目为主；截至2012年，美国东方学会共召开222届年会、半年会，共提交或宣读有关对华研究的论文1008篇。从学会机构的组织来看，美国东方学会共有学会本部及西南分会（1917年成立）、西部分会（1951年成立）、南部分会（1974年成立）等，其中西部分会在劳费尔（Berthold Laufer）、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组织和经营下，成为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的大本营。 　　一.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早期阶段的确定 　　从学术史上看，自创立170多年以来，汉学在美国东方学会的东方学研究大框架内呈现比例逐渐加重的态势，目前，汉学已经占美国东方学会研究规模的1/4；此外，美国东方学会的对华研究在强调语文学、考古学等人文科学研究手段的同时，也涉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具有美国自身特色的汉学。但我们通过对《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研究发现，1842-1930年间，美国东方学会的汉学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的状态，在美国东方学的学术谱系内也处在似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这个时期是该学会汉学研究的早期阶段。下面本文通过对比，以反证法说明该阶段划分的理据： 　　首先，经过若干年的酝酿，一系列学术事件使得美国的对华研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进入提速阶段，新的社会科学研究也逐渐萌芽。 　　1928年1月4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正式成立，为中美两国学者搭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中国学者齐思和、周一良、杨联?等均曾留学燕京学社，而魏鲁男（James R. Ware）、顾立雅（Herrlee G. Creel）、费正清等也曾受学社资助到中国进行研究。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在美国实用主义学术传统的大氛围中坚持纯学术的汉学研究，不仅守住了传统汉学的阵地，并且还将其在美国发扬光大。1936年创刊的《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更是继《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之后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 　　1929年12月31日，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第44届年会也为美国的对华研究提供了推力。该学会成立于1884年，很少关注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在此前的学会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