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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性质定义研究两种路径 　　方志性质研究是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基石，而其最重要、最高级、最成熟的形式是研究并确定方志性质的定义。如何确定方志性质定义，有一个研究路径问题，亦即从何处着手的问题。总体而言，有两个路径：一是逻辑演绎，一是实践总结。 　　逻辑演绎，即是用逻辑推导的方法，找出方志性质的种差和邻近属概念，将方志性质种差加上邻近属概念即成为方志性质定义。这种逻辑推导的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研究方志的属性着手，从方志的诸多属性如地方性、资料性、连续性、广泛性、综合性、纪实性、时代性、时限性、体例独特性等中找出其特性，再“缩小包围圈”，找出本质属性，而本质属性就是方志的内涵，也是性质种差，加上邻近属概念，就成为方志性质定义。胡巧利先生即是从方志属性着手研究方志的性质定义的。她认为，对地方志各种属性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只有弄清楚了各种属性，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本质属性。而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是由多个属性组成的，找出构成本质属性的几个属性就可以确定方志的性质定义。她所找到的构成方志本质属性的属性有地方性、资料性、时限性和编纂体例独特性，根据这几个属性，给方志下定义为：“地方志是以独特体例反映一地某一时期自然或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的资料性著述。”[1] 　　再一种是从方志的特征入手，推导出方志性质定义。如甄人先生研究地方志的基本特征有记述时间的连续性，记述空间的地方性，记述内容的总体性，记述形式的体例独特性，记述性质的资料性。根据这五个特征，给地方志下性质定义为：“地方志是以独特体例连续记述一定区域自然和社会总体地情的资料性编著。”[2]再如王晖先生从大家提出的众多的特征同类相聚，归纳为五个概括性特征：地方性、时代性、系统性、资料性、科学性，再从地方性中取“地方”二字表示空间，在时代性中以“古今”二字代表时间，在系统性中取“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来表示全系统与单系统的结构，以“情况”代表资料性内容，附以“科学”的质量要求，再加上属概念“文献”，将方志本质定义概括为“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继而又加上“现象定义”，方志性质总的定义则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它既是综述历史的地方史书，又是横陈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3] 　　从特征入手导出方志性质定义，其实与从属性着手研究方志性质定义，是一致的。因为事物的属性与征象构成、特性与特征、本质属性与本质特征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征象是事物属性的外在表现，属性即“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4]，是征象的内在依据。在事物的诸多征象中，有特征，特征是特性的外在表现，特性则是特征的内在依据。在特征中有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本质特征是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本质属性是本质特征的内在依据。找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就找到了事物的根本性质，加上邻近属概念，即形成该事物的性质定义。同样，找到了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找到了事物的根本性质，加上邻近属概念，即形成事物的性质定义。 　　由于从属性着手研究方志性质与从特征入手导出方志性质是一致的，所以，都可以用某某“性”来表述。上述胡巧利、甄人、王晖诸先生都是如此表述。当然，属性与征象、特性与特征、本质属性与本质特征辨析起来也还有不同，事物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依据有时不完全一致。从词义辨析角度来说，两者也有同异，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同义词大词典》就辨析了“特征”与“特性”，指出：“在‘人或事物独有的某些方面’的意义上构成同义关系。二者的语义侧重点和适用对象有别。‘特征’侧重于指外表或形式上独有的征象与标志，多用于人或具体事物，多指显而易见的代表性征象，也能用于少数抽象事物，如‘性格特征’‘时代特征’等；‘特性’侧重于指内在的特殊的性质，多用于事物的性质、性能、属性，有时也可以用于人的个性。”如此，笔者以为，用属性、特性、本质属性一组词比用征象、特征、本质特征一组词要更准确一些。 　　这两种方法都是概念的逻辑演绎，一步步推导出方志的性质定义。 　　还有一种研究路径是从修志实践过程中总结升华，得出方志性质定义。清中叶章学诚的实例比较典型。章学诚在近30年的修志历程中，一直致力于解决志书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章学诚的“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说就是从修志的实践中努力解决二者矛盾而逐步形成的结论。乾隆二十八年（1763），章学诚写了回答同窗好友甄松年的两封信，即《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在这两封信中，他主张方志应“为国史取材”，向国史提供“详赡明备，整齐划一”的资料；同时，又要方志成为有所“创特”，即成为别裁独断的著作。这就产生了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因为，要为国史取材，就必须广收博揽，容纳大量能为国史所用的资料；而要成为“成一家之言”有创意的著述，则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