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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我对科学研究体验 　　我的博士后导师尼古拉?帕瓦拉蒂奇（Nikola Pavletich）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曾8年间在《自然》和《科学》上发了30篇论文，我认为他的工作可以写成两本教科书。在此，我想说方法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不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告诉你的事情，自己要思考，而且要有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方法论的转变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面试博士后时，尼古拉的导师（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告诉我，尼古拉特别聪明，能精读26种科学期刊，知识渊博，能力非常强。我听后特别震惊，因为我也读文章，读上两三本期刊就没时间做研究了，觉得读文章很占时间，顾此失彼。 　　我想，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强大，做这么好的研究，读这么多的文章，还什么都懂――这也是我去他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的原因。 　　有一天，我看到《自然》上有篇文章非常精彩，它阐述的是结构生物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我精读了一遍，想证明自己读得很不错。当时，这个成果刚发布一周，我就拿着文章去办公室找尼古拉。 　　“尼古拉，这篇文章做得很漂亮，我很想和你讨论一下。”我说。 　　“这个……”他尴尬地笑了笑，“一公，抱歉，这篇文章我还没读。” 　　我想这可能是他最近太忙。过了一两个月，我又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又花了几个小时精读一遍，读得很透。我再次敲尼古拉的门，“尼古拉，这片文章发表两周了，做得很漂亮。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学，和你讨论一下，如何？” 　　尼古拉再次尴尬一笑，说：“我还没读。” 　　我突然着急起来，问：“尼古拉你到底读不读文章啊？” 　　他看了看我，说：“一公，世上最难以复制的是时间。我的时间很有限，真的没多余时间去读这篇文章。” 　　这对我触动非常大，使我懂得在不同领域、不同课题阶段会有不同的要求。在他当时的阶段，他当然没时间读这样的文章。他是卓越的科学家，要做更高层面、更具创造性的事，并不按传统的说法“一定要怎么做”。 　　还有一次，我们在尼古拉的实验室做生物学实验，尝试抽放一个蛋白质的蛋白，做了整整两天还没能拿到，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很失望。 　　“结果如何？”尼古拉问我。 　　“抱歉，还没得到任何结果。”我说，“但不用担心，我会尽全力找到问题出在哪里，再重新做。” 　　“一公，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实验没有成功的原因呢？”尼古拉问我。 　　我很惊讶，说：“尼古拉，如果不知道失败的原因，怎么能继续工作呢？” 　　尼古拉的回答非常干脆：“再仔细做一遍，就会成功。” 　　对生物学大型实验来说，两三天的实验有几十个步骤。一个一个步骤做下来，以此弄清哪一步出问题的话，至少得花半个月。尼古拉说“再做一次”，有可能是实验中加错了酶或其他原因，再做一遍的成功性很大。结果果真如此。这让我明白――做科研并非找不出原因就无法进步，而要视情况。一个问题困扰你多年，不找出问题课题无法前进的话，确实需要继续努力；如果是一个技术错误，是不需要花费时间找原因的。这就是尼古拉给我第二个启发。 　　高中阶段以学习知识为主，那时并不特别注重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训练。迈入大学，就要开始自觉转变――从汲取知识到创造知识。读硕士、博士时，就可能创造知识。可以想象，本科阶段的一节课是前人几十年总结出的经验，而你只用50分钟就学完了。等读博时，也许五六年的科研工作也很难成为教科书里的只言片语。这就是其中的艰辛和艰难，成长和转变很不一样，需要在大学伊始尽快转变思维，这就是方法论的转变。 　　挑战学术权威 　　挑战学术权威对中国学生尤为关键。中国学生常认为老师讲的大部分是对的，或基本上是对的。即使错，也以为自己没有理解好。 　　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课，学生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不知道答案，但觉得能推测出一个。我讲了几句后，学生当场就反驳了我：“施老师，这好像不是真正的原因，我觉得你讲得不对。”我满脸通红，虽没在课堂上承认，但我知道的确讲错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是我在清华课堂上重讲一遍同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皱眉思考，他们明明知道有问题，最终还是接受了，觉得施老师不会错。 　　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世上没有绝对的客观观点，敢于质疑特别重要。 　　我从小就“爱出风头”。下面的故事，和我博士导师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有关。 　　杰里米出生于1958年，我去他实验室读博时他才32岁，是美国比较年轻的终身教授。有一次开组会，杰里米走进来，看样子心情激动，他说：“今天的组会我来讲吧！”他平时是轻易不主讲的。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立体的矩形，中间画了一个隔板，左边标注氧气，右边标注氮气，隔板一拉，里面的气体开始发生物化作用。杰里米由此推导公式，写满了整整一个黑板，最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 　　这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