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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影片对于底层叙事修辞意义 　　正如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方言是一?N特殊的口语符号，是主流汉语的地方变体，又叫“地方话”。方言传递着细腻丰富的乡土韵味，标志着特定的地域文化，真实地再现特定区域、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因此，方言往往会在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底层叙事文本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修辞效果。作为现代大众传媒方式的电影，因其受众的广泛而多元，也因为地方经济元素及商业动作的融入，方言已作为一种独特看点而渐渐成为电影创作的新风尚，并形成了“方言影片”这一独特的门类。 　　所谓“方言影片”，是指一部电影中以地域方言作为人物对话手段，与使用普通话对白的影片有着显著的差异。在现代中国，由于主流文化的强势和向民众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普通话一度占据着电影银幕，成为人物有声语言的唯一。而从修辞学的意义上来看，电影人物的有声语言是塑造角色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底层叙事的影片中，人物鲜活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间口语更成了影片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以，影片选择方言而不用普通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语转换，而是包含语法修辞意义的重要举措。 　　一、 方言是不加雕饰的素颜言语 　　早在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就启动了以“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不仅有“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语言上亦追求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特色。在追求诗新乐府运动一改盛唐诗文字的诡异奇谲、音律的严格对仗，追求诗歌的妇孺皆咏的亲民效果，这其实正是一种民间口语与雅言的对峙，也是语言修辞的一种手段。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受过西方教育的进步文人在《新青年》杂志率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带动了一批进步刊物开始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这又是一次民间语言对官方语言的抗争，更是文人大胆追求语言修辞效果的举措。而在以底层叙事为主的方言影片中，大胆启用地方语言，让民间语言与高雅艺术对接，这些不加雕琢的口语不仅使影片具有更鲜明的艺术特征，亦使影片中的下层人物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性格张力。 　　记录河南大灾荒的《一九四二》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影片，旱灾加蝗灾导致河南300万人饿死，是河南民众心底无法言说的痛。因为故事的地域感极强，导演冯小刚决定在影片中使用河南方言，用这种方式将观众尽快带入到民国的那场灾难氛围里。于是出现在《一九四二》中的主体人物东家老范、长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战时法庭的老马、热心布道的小安，都以纪录片般的本色出演，说着最彻底的河南方言：衣衫褴褛的花枝喊出“一条命，也值两块饼干”；灾民们哭喊着“天爷啊天爷啊”；荣耀的地主家女学生以“俺识字，俺念过书”的优势自卖自身；丢了小米的栓柱狂叫着“火车，我日你亲娘”……此情此景如同满山遍野被剥光树皮的枯枝，凄厉、绝望而坚硬地挺立于河南方言之中，产生“官话”“雅言”无法替代的修辞效果。 　　二、 地方熟语、俗语中的语言张力给方言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在当前世界全球化的语境里，“越民族就越世界”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家的共同认知，也激励着更多的电影创作者关注地域文化和方言的开发。因此，优秀的方言影片层出不穷，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不能少》，到安阳方言的《孔雀》、甘肃方言的《立春》、山西方言的《三峡好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青海方言的《拉条子》《一个勺子》《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重庆话的《万箭穿心》、北京话的《老炮》、贵州方言的《寻枪》、张家口方言的《光棍儿》、武汉方言的《江城夏日》、唐山方言的《唐山大地震》、等，都以活脱脱的方言风格与底层叙事，共同营造着方言电影不可替代的修辞效果。 　　在方言影片里，地方熟语、俗语的运用使电影对白的内在张力大大增强。如西北方言影片《一个勺子》，“勺子”就是“傻子”的意思，但又有着普通话的“痴呆”“缺心眼”无法表达的复杂内涵。影片里老式的拍摄手法原汁原味地展现了西北城市的荒原风情：羊群、雪地、街头照相?^、路边的炒?店、空旷的公路、冰冷的草原，在此环境之下的农民拉条子碰到了一个傻子，本想甩掉他，却死活也甩不掉，终于甩掉后，他又想找回傻子，最终，他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勺子”。在《一个勺子》中的妻子金枝、大头哥、村长、女民警、小卖部老板、缺席的儿子构成了微型底层社会，“勺子”的存在就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农民拉条子在这个小社会里处处碰壁。影片没有对产生此现象的社会病症和好人傻子的标准作出评判，而是用卡夫卡式的量度，冷静而不抽离地在现实和抽象之间取得平衡。在看似荒诞搞笑和故事里，导演抛出了“好人是不是就等于傻子？是不是只有傻瓜才是善良的”的核心主题，直白地批判了当下扭曲的价值观与人善被人欺的怪现?睿?方言“勺子”的运用增加了更多的地域气息和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