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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电视节目媒介生态环境分析 　　近年来在媒介研究领域借用“生态学”运用到媒介相关研究，所谓“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那么，借用生态学中关联性、结构性的机理，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定义为：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媒介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的学者。他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1]按照这种把媒介视为生态系统的新视角，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都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和研究角度。本文尝试通过对方言电视节目的媒介生态环境分析，揭示方言电视节目存在的生态环境因素以及生态失衡的风险，进而提出方言电视节目如何有效地调整自身所处环境并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一、方言电视节目的生态环境要素 　　 　　方言电视节目近年来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我国共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等七大方言区，其中成都、重庆两地是西南方言区的方言电视节目“福地”，其代表节目为成都地区电视节目《天府食坊》、《胖姐帮忙》，重庆电视节目《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等，这些川方言电视节目在全国猛然挂起了一股 “麻辣”旋风，有人戏说四川方言电视节目不比川菜在全国的知晓度低；湖南地区的代表节目《越策越开心》以及湖南卫视的其他节目中主持人有意无意的方言穿插又是湘方言电视节目的典型代表；广州地区的方言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杭州地区的《阿六头说新闻》、南京电视台的《听我韶韶》又分别是粤方言、吴方言和江淮方言电视节目。就这些方言电视节目存在的生态环境因素分析来看有以下几方面： 　　 　　1. 媒体内部生态环境因素：收视率――媒体生存的隐形指挥棒。近年来，随着我国电视传媒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电视传媒领域内的竞争日益激烈。而随着电视栏目化、频道化、市场化的趋势逐渐凸现，各电视台在栏目设置、频道细分以及节目策划的思索中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使电视栏目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简而言之就是追求高收视率。方言电视节目便是应运而生，把方言叙事作为电视节目的一个亮点，从而成为媒介环境竞争中的一个法宝，进而获得较高的收视率，这似乎成了方言电视节目策划人策划的初衷。事实也表明，方言电视节目自诞生起，就取得十分可观的收视率，成为受老百姓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重庆的《生活麻辣烫》开播之初就备受欢迎，在全国诸多城市有较高的收视率，视界网于2005年曾对成都地区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作了调查，其中《生活麻辣烫》名列第二。杭州《阿六头说新闻》在开播短短3个月，收视率从2%提升到了11%，最高达14%。2004年8月，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评选“全国百佳栏目”，《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越策越开心》和《阿六头说新闻》等方言节目名列其中。[2] 　　2. 媒体社会环境因素：地域文化――文化认同和文化标签。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方言节目存在的社会环境，认为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产生自信甚至自恋。[3]有传媒学者说：“媒介是条鱼”，媒介在社会环境中不得不受其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诸多要素的影响甚至制约，与其“同呼吸、共命运”。因而电视节目的呈现形态往往就有了地域色彩，比如地方语言――方言。方言是老百姓生活中惯用的语言，同时也是一种传递感情的独特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语言是文化的、地域的，它不仅包含着思维方式、心理模式，还有很多超语言的因素。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它承载和记录着这方土地上的历史和原住民众的情感。在大多数场合下，方言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能发泄和表达人的情感。众所周知，好的栏目都要讲究传播内容与受众的“接近性”，该“接近性”不仅包括内容题材上与受众生活的接近，还包括与受众人际的、地域的接近。那些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和电视节目的融合往往能增添电视节目的地缘亲和力和可接近性。在文化认同的强大驱动力下观众总是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最紧密的节目内容，因此方言节目播出总能受到本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同时，激烈的媒介竞争环境下，电视节目也需要吸收地域精华，创造竞争的地域特点，用方言作为铺垫，展示地域文化特点，这是电视节目包装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方言的叙事形态下，地域特点以语言听觉识别的独具作用获得了区别于其他节目的文化标签。比如，《外来媳妇本地郎》就展示了经济发达的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市井百态，广州话似乎已经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文化标签；《山城棒棒军》、《胖姐帮忙》为我们描绘了川人耿直、豪爽、泼辣、乐于助人的性格，《越策越开心》语言的诙谐、幽默浓缩了湖湘人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感。凭借这些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