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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启示 　　摘要：20世纪早期杜威与李普曼就公众和民主问题进行了争论。前者认为，作为有机体成员的个体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形成积极的公众并对现代民主的健康运行发挥作用；而后者则认为，公众基于自身的原因是容易被操纵的，而且公众只是一种幻影，对于民主来说公众只有作为消极力量才能起到作用。从这一认知出发，前者的民主观内涵丰富且充满理想色彩，而后者则主张精英政治，要求严格地限制公众的活动。 　　关键词：杜威；李普曼；公众；民主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17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界两位重量级人物杜威和李普曼围绕“公众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在这次论争中，李普曼攻击了杜威民主观的基本立场，即公众能够且只有通过公众的积极参与美国才能不断地重建民主。由于批评击中了民主理论的要害，杜威自己说李普曼的批评“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起诉”[1]217-218。他觉得有必要重视这个年轻而有影响的人物。1927年杜威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以此回应李普曼在其姊妹篇《公众舆论》、《幻影公众》中提出的挑战，同时阐述他对民主、国家等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试图勾画两人的公众问题之争，阐明到底什么样的公众以及什么样的公众行为才是民主社会的有益条件。 　　一、杜威与李普曼对“公众”的描述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是这样来界定公众的：“什么是公众？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不幸的是，许多答案仅仅只是重述了这一问题，根据这些答案，我们被告知，公众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而且这样一个共同体被设想为自我证明和自我解释的现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不仅仅要求以多种方式把不同的人整合在一起的社团关系，而且还是通过一个整体性的原则把所有元素统合起来的组织。”[1]259 　　我们以日常语境中的情形来例证公众概念，例如，电影院里聚精会神地欣赏《阿凡达》的电影观众；抗议政府建PX项目而“散步”的厦门市民；四个打扑克的大学生。我想读者的第一感觉是厦门市民属于公众的范畴，而对电影观众是否为公众可能意见不一，至于打扑克的大学生则肯定不是公众。那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杜威认为，要从人类行动的典型形式及其结果出发，如果其结果只涉及直接参与人，那么该活动就是私人性的；如果活动对未直接参与其中的人产生了广泛、持久而重要的影响，那该活动就具有了公共性质。电影观众欣赏电影时可能唏嘘不已，但其观看行为没有对那些不看电影的人构成影响，那怕观众再多，都不是公众。厦门散步的市民则不同，他们的散步影响到现在居住和将来可能居住厦门的人的利益，故他们属于公众范畴。从上述例证中得知，组织起来的个体构成了公众的条件之一，能不能成为稳定而有意义的公众则要看公众是否具有管理自己的能力。 　　杜威坚持从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来看待个体及其公众。杜威从不以原子式的方式来看待个体。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乔治?赫伯特?米德持相似的观点：“一个个体如何可能从经验上走出他自身以致成为他自身的对象？这是关于自我身份或自我意识的基本心理学问题，寻求它的答案要涉及特定的人或个体所参与的社会行为或活动过程。”[2]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一个个体要成为真正的个体关键要看这个个体纳入他者的内容有多少。而李普曼则从原子式个体主义来看待公众。根据这种观点，公众是看不见的，不能成为研究对象，能看见的只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在《公众舆论》中他用了切斯特顿的一个观点：“现代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就像任何罪犯的头脑中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罪行一样，在任何一个郊区小职员的家里或者帽子底下，都可能保存着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生观。第一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二个人可能会成为基督教科学家……大街上的第三个人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科学家，而是相反，成了一名基督徒。……第四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神智学者，也许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应当愉快地设想第五个人是一位魔鬼崇拜者……无论如何，这种多样性是有价值的，而那一种一致性是不可靠的。”[3]17李普曼进一步把这个隐喻中的个人置换为政党、社团、行会、社会机构、工会、专业团体、大学、宗派和民族，等等。每个个人、每个团体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各个心思不一，谋划不同。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写道：“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在现实中，公众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人的组合体，而仅仅是那些对某件事感兴趣的一些人而已。”[4]90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是消极的，个体虽然真实，但却是散漫的，是一些追逐自己感兴趣之物的人。个体不会协调起来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反而互相反对，因为一个人利益的获得恰恰是通过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