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文化经济和地方协商广州建设六马路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研究.docVIP

族裔―文化经济和地方协商广州建设六马路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研究 　　摘 要：近年来，跨国族裔在中国大城市日渐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不少研究所关注。过往不少研究针对相关族裔聚居区或族裔经济区进行分析，但缺乏对微观的消费文化景观的探究。本研究以广州市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和语义差异测量等方法，分析了跨国族裔如何通过消费景观和饮食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协商。研究发现，饮食消费景观不仅为跨国族裔维系和生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有被一些跨国经营者和本地商家塑造为独特的文化标签的可能。同时，本地消费者通过这种消费空间的环境和商品文化的感知和想象，也接纳和认同了这种空间。多元混杂的社群也不乏越界交流，以通过开放边界和共存合作面对危机。籍此，通过文化距离和语义差异测量进一步验证，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行动逻辑之下，建设六马路的跨国消费空间同时也可被不同文化群体所接纳和认同。 　　关键词：族裔经济；文化经济；跨国空间；消费景观；广州 　　中图分类号：TM344.1 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跨国和跨境移民也开始成为再塑城市社会空间、景观和地方的社会文化变量。纵然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及其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流入中国的跨国移民不仅数量增多，类型也愈发多元。伴随着剧烈全球化的不仅是“时空压缩”[1]和人们社会生活体验的改变，还有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加，他们开始对中国的大城市空间的复杂化、破碎化和多元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并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情景和都市治理模式下不断生产着新的流动、文化碰撞和协商场域。在移民人口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之下，非洲商人社区、日本人社区以及韩国人社区已开始于广州涌现，并不断更新着城市风貌和文化景观[3]，新生的异质社会空间也深刻反映着全球化下的地方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跨国移民的生活和休闲需要，颇具“异国风味”的城市消费景观也是跨国主义下的新时空纹理的重要体现。在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空间的“社会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跨国族裔如何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境之下通过消费空间和休闲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协商，也可作为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不断重构的中国城市空间的重要研究命题，并从微观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过程与地方的互动。本文以广州外籍居民最早聚居的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族裔空间和文化经济联结互动之下的运作动态，以及在此之下的接纳交融和认同协商，以进一步理解愈发跨国化的都市空间形态。 　　1 全球化下的广州、族裔-文化经济和饮食消费空间 　　近年来，随着多元异质的新城市格局的出现，中国的外国人社区已受到不少的关注。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商贸和外资节点，以及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广州的资本、信息、社会、物质和空间不仅已迈入全球化的轨道，其于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也正不断攀升，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跨国移民的涌入。其案例的丰富性也已使其成为研究中国的跨国空间的重要样本城市。不少研究者关注非洲和中东商贸移民对于广州的重塑，并认为该类型跨国商贸移民通过对商品的跨界获取、出口和转运，成为全球化的承载者，并通过跨地方的联结维系，焕发了自下而上的“草根全球化”、“草根多语言主义”（grassroots multilingualism）或“第三类全球化”[4-7]。另一方面，非洲的跨国移民在流动过程中又需回应较为严格的地方管治[8-9]。实际上，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方族裔聚居区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既有黑人群体的主动聚集，也源于本地居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10-12]，而其鲜明的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实质是外部的全球化力量和内部的地方因素所共同塑造[13]，其演变根植于动态的全球-地方关系、移民体制和地方特征[14]。此外，亦有学者关注类型多为中产阶级和外派精英的发达国家族裔群体的城市空间的形成特征。如刘云刚等发现日本人对族裔经济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并以此自我服务和维系身份认同，加上企业安排、媒体影响、社团活动、双边关系和文化思维的影响，使其社会空间颇具封闭性和排外性[15-17]。然而，现时地理学的视角多着眼于外国人的居住分布，族裔间的隔离、景观影响，社会空间的形成演变以及族裔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18]，微观和空间实践的视角仍较为缺乏。跨国族裔如何通过多元的景观塑造和空间策略与地方系统进行互动融合，应为国内人文地理学者进一步的关注所在。 　　跨国移民的跨国商贸活动也使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出现族裔经济的现象。族裔经济由相同族裔的雇主和雇员所出资或经营，或由某一族裔所主导，并可由少数族裔的特殊消费需求、族裔成员的不利条件和族裔消费市场所驱动[19]。Waldi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