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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基础教育政策制定机制特征与启示 　　建国6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逐渐提高，决策主体由官方向非官方拓展，决策权力由集权与适度分权相结合的趋势日渐明显。从国际视野来看，这是提高教育政策质量的重要保证。但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还存在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缺失，表现在教育决策中的长官意志、经验性、随意性、黑箱操作等现象还很严重。而在这方面日本有着先进的成功经验。有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日本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机制和特征，进而提出了对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科学化与民主化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日本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机制 　　 　　1、日本中央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机制 　　日本中央教育政策方案一般有两个提出途径。一是内阁提案，或称政府提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文部科学省(或内阁其他省厅)提出政策方案，经内阁审议通过后向国会提交，众参两院审议通过后上奏天皇(一般要重大的教育立法和政策才会上奏天皇)，经天皇裁决后正式公布生效。二是议员提案。日本的政党内有许多精通各行各业的国会议员组成的专业委员会，日语称“部会”，如自民党内专门研究和掌管文教事务的叫“文化教育部会”，其他党派的日本教职员组织简称“日教组”，等等。议员提案一般就是由设于国会内部的专门委员会中的议员们共同提出，其中又分为众议员提案和参议员提案，前者需要20名以上众议员共同提出，后者需要10名以上参议员共同提出。另外，议员提案也可以由政党的政策审议机关中负责教育政策方面的机构提出。如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设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隶属于首相办公室，直接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也是首相表达个人教育意愿的重要途径。80年代中期，“临教审”提出了教育应向尊重学生个性，为学生营造宽松的时间这一方向改革，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等咨询建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日本于1989年修订了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 　　2、日本地方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机制 　　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即在法律框架下由地方政府全权管理地方的事务，地方行政体制为两级，都道府县(相当于我国的省一级)和市町村(相当于我国的县一级)。但教育与其他社会事务有所不同，根据日本的教育法律，一是教育行政独立于一般行政，二是教育要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在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各都道府县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框架内，确定自己的教育目的、方针及相关政策。确定预算，确定学校的设置、教员的录用，确定学校管理人员如校长的选用等。地方教育政策的制定同样应在地方的议会通过。但日本学者指出，地方议会的议员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比较尊重地方教育委员会(地方教育行政的一个专门机构)的意见，他们主要是在经费的分配、预算的决定和作为居民与政府的沟通联络方面发挥作用。而市町村的教育行政机构则负责最基层的教育事务，如中小学校和其他公共教育设施的设置和管理，对于一些难以处理的事务，如地方公立高中的设置和管理，则由都道府县负责协调处理。此外，都道府县还有权对市町村设置的学校运行、管理等基本事项作出必要的规定，对市町村的教育行政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与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地位是对等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各自对自己的服务对象负责。” 　　总而言之，在均权制度下，日本教育行政既加强了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行政上有着明确的分工，中央教育行政负责制定教育方针及政策、各种教育规定、全国教育发展规划、教育课程的最低标准和全国教育统计，等等。地方则遵照既定的全国性目标和标准，根据地方的实际需求，拟订具体计划并付诸实施。中央注重指导和监督，地方注重执行和创新。事实证明，这种彼此取长补短组织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均权化制度适合日本国情，“符合日本的民族习性，保证了日本教育事业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而且对于加强日本人的民族亲和力和民族认同感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日本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特征 　　 　　1、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各种不同力量相互斗争、妥协的过程 　　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以求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日本，对教育政策制定具有影响力的群体很多，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群体利益，尤其是参、众两院中不同党派的议员更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如自民党作为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党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发挥着主导作用，“从教育委员会的选举方法到教科书和整个学制都明显地带有自民党长期保守统治的痕迹。”于是，政策角力的胜败往往取决于政党在议会中拥有的议席数。又因为任何政党的成员要成为议员都得通过国民的选举产生，国会在进行某项政策或法案的辩论时大多是由媒体如电视、广播现场向国民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