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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裁判员制度及其对刑事司法影响 　　〔摘要〕裁判员制度的创立是日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参与司法原则的重要体现。一般市民作为裁判员实质性地参与到刑事审判过程之中，对原有的诉讼模式造成冲击，给刑事司法的带来深刻的变革。 　　〔关键词〕裁判员；司法民主；国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 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097-05 　　 　　裁判员制度①是指地方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对于法定刑较重的重大犯罪，市民和法官一起进行审理评议，以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且在被判有罪的情况下参与量刑的制度。[1](1)裁判员制度的创立是日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参与司法原则的重要体现。2009年8月3日至6日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利用裁判员制度审理刑事案件，标志着裁判员制度在日本正式进入实践阶段，裁判员制度的实施将给日本司法的民主化和刑事司法的运行实态带来深刻的变化。 　　一、裁判员制度形成 　　（一）走向民主的司法改革 　　1948年日本根据战后的新宪法，制定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制定过程中，大量吸收英美法系的理念，强调司法权独立，规定司法不受内阁或司法部门的监督，诉讼模式从法官主导“职权主义”转变为检察官和律师主导的“当事人主义”，为保障人权规定各种强制措施的发动均需法院发布命令等等。但同时，刑事司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官僚法官制度的维持，法官任用上难以反映民意，在以最高法院为顶点的金字塔形的司法行政系统框架内实行法官会议自治等。[2](189)总体而言，战后日本刑事司法虽取得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在司法民主方面。 　　司法民主化一直是日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国民参与司法原则的实现是该目标的体现。虽然日本在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相继建立调停委员会制度、司法委员会制度、检察审查会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参与司法的原则，但“民主化”并不彻底。 　　为了深化司法民主化改革，日本于1999年设置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调查审议相关司法政策，明确21世纪司法所应发挥的作用，使国民更加容易地利用司法，参与司法，强化法曹的功能，并将“国民参与司法”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该审议会认为“21世纪的我国社会，国民应谋求从具有统治客体意识的对国家过度依赖的体制中脱离出来，酝酿自我的公共意识，对公共事业进一步发挥能动作用，……在司法领域内，也有必要讨论作为主权者的国民的参与方式”，同时还认为“国民身边所能开启的司法，应该是在司法中融入了国民的多元价值观或专门知识，……即使是对于欧美诸国正在采用的陪审或参审制度，应在留意其历史、文化背景或制度的、现实的条件的基础上，讨论是否导入我国”。[3]该审议会要求一般国民直接参加到刑事审判程序之中，直接触及刑事司法的核心，成为推动司法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二）精密司法的弊端 　　日本刑事司法程序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以搜查机关为主的搜查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首先，在搜查过程中搜查机关（警察和检察官）对嫌疑者进行极其严密的调查取证，将其调查结果以卷宗的形式予以固定。具有起诉裁量权的检察官通常亲自参与调查?p收集证据，仅在能够确信有罪的情况下提起公诉。所以，作为证据充分齐备的慎重起诉的结果，只要检察官起诉，有罪判决率非常高，几乎就是百分之百判决有罪①。 　　其次，在审判程序中法官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犯罪的行为事实，还需要考虑犯罪动机以及原由，甚至连被告人的人生经历也要进行考察。在这种背景下，检察官在调查时会根据法官的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形成文字量巨大的证据资料。这样，法官在审理的最初阶段，不可能通篇阅读全部的证据资料，所以在初次开庭之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阅读，使得审理时间延长，通常要间隔一个月才能再次开庭。由此，迅速审判原则自然无法实现，长时间羁押被告人也就成为一种常态了。 　　最后，法官对严格审查过的证据资料进行审查，不可能超出该资料进行判决。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需要阅读完检察官所提出的数百页甚至数千页的资料，以发现其中是否存在矛盾或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无法完成，但对于职业法官而言，经过努力应该基本能实现。但问题在于这些证据资料已经在起诉之前，经过职业检察官的多重审查，几乎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矛盾和问题的，极高的定罪率就说明了此点。换言之，被告人在接受正式审判之前其实就已经受到检察官的裁判，对被告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刑事司法的特点就在于检察官和法官紧密联动而形成的“精密司法”。这种精密司法虽在事实上获得了日本民众较高的评价和信赖，提高了刑事司法的效率，但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要打破检察官和法官之间这种紧密联动关系，在审判程序中引入新的力量不啻为一个良好选择。 　　（三）正义观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