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生活错位和呼应抗战前夕上海电影一日史研究.docVIP

时代与生活错位和呼应抗战前夕上海电影一日史研究 　　1936年，茅盾等知识分子受苏联作家高尔基启发，萌发了书写“中国的一日”的想法。他们选择1936年5月21日这个日子，号召全国的普通人拿起笔来，记录自己一日的生活，希望通过这种方法，?l现中国的全盘面貌。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一日史”的做法，将时间的维度浓缩到了极致，也导致了其他历史维度的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体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现出鲜活的历史情境。”[1]这样的书写方式，如果运用到电影史研究中，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所见惯的电影史，往往是著名导演/作者和伟大作品的陈列。如果把这些置于具体而微的时空情境中，是否能发现之前无法顾及的现象，进而更好地阐释电影与时代、地域、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借助《中国的一日》及其他的报刊杂志，观察在1936年5月21日这个看似平常，时局氛围却十分微妙的日子里，围绕电影的制作、放映和观看发生了什么，并将这些事件加以连缀编排，以期阐明电影如何通过日常语境与整个时代发生联系。 　　一、 电影制作者的一天 　　《中国的一日》收录了天一员工钟辛茹《五月二十一日的天一影片公司》一文。他用平淡得近乎呆板的方式记录下了公司各职员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导演部忙着筹备《王先生奇侠传》和《浮云》，制片部忙着洗印剪接，高梨痕找人讨论《太平花》的故事。暂时清闲下来的员工，有的学习新技术，有的宅在家里，有的去看了热门电影《摩登时代》。[2]此外，通过当天的《申报》可以得知：司徒慧敏加入联华，和摄影师石世磐一道投入《慈母曲》的摄制工作；程步高正导演《小玲子》，这部电影由谈瑛和赵丹主演；吴永刚正在编导滑稽短剧《抢眼之夜》，里面的一位乞丐生有三条腿；李萍倩将导演《夜会》，这部电影计划由顾兰君主演；谭友六已经完成《杜鹃红》的剧本；金焰正在参演《到自然去》这部电影；吴村正在导演由刘呐鸥编剧的《永远的微笑》，胡蝶是女主角；《化身姑娘》也正在摄制过程中；为陈燕燕量身订做的剧本《燕双飞》已经杀青，接下来就要投入拍摄了。①从制作者个人来看，电影是他们的职业，需要专注于各自的业务，通过一定的流程进行合作，才能完成一部电影的制作；每一个人和整部文本之间，仅有着部分的、不充分的关联。 　　而从电影工业的整体来看，就在这一天中，天一、联华、明星、新华等新老电影公司正在筹备或者制作至少11部电影，最后7部电影真正完成并上映，无一例外都是全明星阵容、大成本制作。②《永远的微笑》的主演是在影迷心目中地位极高的胡蝶，《到自然去》打出了金焰和黎莉莉的组合，《慈母曲》更是汇集了当时联华几乎全部明星。而同时，由于政府审查、演员变动、作品改名等种种原因，《慈母曲》从1935年10月开拍到1937年3月上映，《到自然去》从1935年5月筹备到1936年9月上映，都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成本也因此而有所增加。从这样的制作过程来看，电影是一门由多人、多部门分工合作的文化工业；但每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都是不可预测和无法复制的，又让电影具有了手工业的属性。 　　而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最终完成的7部长片，或是呼唤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或是以喜剧的方式轻微讽刺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或是在理想化的环境中颠覆社会等级，对城乡、贫富、男女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进行了揭示和批判。①由于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原因的揭示和给出的想象性的解决方式不同，它们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逻辑方面存在差异，但其文本内部充满了裂隙和不确定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的“右/左”截然二分。 　　二、 影院的放映 　　根据1936年5月21日《申报》广告，上海共有30个场所放映了37部长片，6部短片。31部长片中18部为美国影片，13部为中国影片。②除电影院之外，百货公司附带游乐场（如先施乐园）和综合性游乐场（如荣记大世界）也有电影放映。从数量上说，上海市民能在一天之内看到多达30余部电影，比今天的观众选择权似乎要多出许多。但其中既有刚刚上映的新片，也有不少旧片，而且质量也未必令人满意。如先施乐园的《假侦探》（Paths To Paradise）、《红蝴蝶》分别摄于1925和1928年；新新花园的《野侠》是由一家“一片公司”拍摄的，多年来在各个游乐场和小影院放映而毫无反响，③很有可能是借20年代末的武侠神怪之风捞钱的粗制滥造之作。如果说这些影片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就是对感官刺激的强调。从类型上看，其中不少是武侠、犯罪、侦探和喜剧，注重动作、打斗，人物、造型也颇具观赏性。影院发布的广告也对其感官效果进行了强调乃至夸张。例如，洪深的风格并不“热闹”，但由他编剧的《花花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