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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经验探析 　　摘 要：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解放思想，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人口控制相结合，利用政策和智力支持，切实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对类似毕节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 　　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创办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当年生态环境极差、被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也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分析总结毕节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解放思想，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地区性差异和其他条件的制约，农村改革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像毕节地区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却发展十分缓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1] 　　毕节地区当时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思想观念上相对保守，缺乏适宜毕节地区区情、行之有效的观念、政策、办法和措施。人民群众在生存压力下，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采取原始的耕作方式，不断毁林开荒，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使土地收益日益减少，加剧了群众的贫困，使毕节地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胡锦涛同志曾对毕节地区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毕节地区在政策上，对于那些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了的政策和本地区已经制定了的政策，用得不够，没有用足用好，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威力；对某些具体政策和毕节地区的实际不相吻合的时候，不善于在坚持中央总方针、总政策的指引下灵活变通，采取有利于发展毕节生产力的措施；对于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没有放开放活，不敢从毕节的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探索。在经济体制上，对发展商品经济不重视， 　　一些干部群众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心存顾虑，不敢深化改革。一些干部群众满足现状，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观念比较强，不敢试、不敢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怕吃亏” “怕当殖民地” “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小农意识，不愿扩大开放。、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只是依靠旧观念、旧办法，没有从毕节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寻找适宜毕节地区乃至类似毕节的欠发达地区的脱贫致富之路。 　　鉴于上述问题，胡锦涛同志坚持从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实际出发，注重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三个进一步”，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毕节试验区的诞生。正因如此，所以胡锦涛同志1988年6月6日在关于创建毕节试验区现场办公会上强调：“毕节试验区的提出，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产物。”并要求：“今后的整个工作过程，同样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通过解放思想，毕节试验区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取得可喜的成就。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毕节试验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脱贫致富作为重要目的之一，在建立之时就确立了“围绕一个中心，解决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的根本任务[2]（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三大难题：解决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提高）。胡锦涛同志意识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结合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生产力，统筹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问题，提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不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建设必然缺乏物质支撑，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80年代，毕节地区平均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进1.5亿千克粮食。当时全国整体上都不富裕，毕节每年都需要国家调拨大量粮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