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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合作一体化检警关系 　　【摘 要】检警关系作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一，是刑事诉讼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决定了检、警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相互作用和法律地位，也是作为研究侦查程序有效性、侦查权监督的必要理论前提。然而我国检警关系中的现存问题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侦查违法现象使得其改革与完善成为刑事诉讼发展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侦查程序；检警关系；改革完善 　　检警关系作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一，是刑事诉讼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决定了检、警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相互作用和法律地位，也是作为研究侦查程序有效性、侦查权监督的必要理论前提。而我国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大量侦查违法行为的出现这一实践前提与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其中及2012年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强调“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加强人权保障”这一理论前提共同决定我国检警关系的改革与完善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要之举。 　　一、世界现行检警关系发展的主要模式 　　在当今世界上，检警关系被明显的划分为两大典型派别，即大陆法系所推崇的“检警一体”化和英美法系所主张的“检警分离”化。在大陆法系国家，检警关系被看作是一体化的整体，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在其侦查权的监督方式上，检察机关被当然赋予侦查指挥权以加强对案件事实的侦查力度，检察机关在整个侦查程序中处于优势、主导地位，有权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侦查机关作为辅助机关有义务接受检察机关的指挥，两者具有相同的诉讼目标，侦查职能的有效性完全是为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检察权而存在。在其代表国家中，法国将侦查阶段分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两部分，在初步侦查中，司法警察在检察官的监督和指挥下进行警务调查，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具有决定权。司法警察对检察官具有报告和服从义务。在正式侦查阶段，虽然司法警察需要按照预审法官的要求对案件进行协助办理，但检察官在侦查过程中通过参与侦查活动对预审法官实施制约。在德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规定：“检察院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部门提供情况，并且要么自行，要么通过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进行任何种类的侦查。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负有接受检察院的请求、委托的义务。”在其检警关系中，检察机关拥有对侦查程序和侦查活动的决定和指挥权，警察被认为是检察官的助手，在采取警务调查时需及时向检察官报告和提交情况记录；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两者独立行使职权，互不干涉，两机关地位平等，互不领导、指挥，处于分离的相互关系之中。在其侦查权的监督方式上，赋予了法院的法官以司法审查的方式对侦查权予以监督。其典型代表国家英国虽然立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指挥权，但其在1997年2月的纳瑞报告中提出了建立诸如检察长驻扎警察署的新型检警关系以便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英国议会于1998年决定皇家检察署在警察局派驻他们的律师，以向警察提供建议，使警察能更方便地得到检察官建议，并使检察官对案件的信息也有充分的了解，尽早发现案件的潜在困难。[1]在美国的一些司法实践中，对疑难复杂或重罪等特殊案件，对乡村或人口稀少地区的刑事案件，也允许检察机关在逮捕之前或案件发生之初介入到侦查程序中。由此可知，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均未将检警关系完全的割裂开来。 　　二、我国检警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 　　1、我国的检警关系现状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检警关系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检警分离模式。在此模式中，立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各自的侦查权限和范围，两机关各自分工明确，同时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及行为行使法律所明确赋予的侦查监督职责，以防止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权利的滥用，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立法初衷在于“一是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对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等犯罪案件进行侦查，这对加强反腐败斗争有重要意义；二是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加强监督，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作用”。[2]但这一理想的立法初衷及制度设计并没能发挥理想的作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刑讯逼供、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变相强制措施等侦查违法行为，诸如“佘祥林”、“赵作海”这样典型的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在面对立法目的的完美化与现实效果的扭曲化的巨大反差下，使我们不得不对司法制度的建置模式与改革方向进行再思考。 　　2、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