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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再生中西悼亡诗原型模式 　　[摘要]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弗莱强调对各类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都应着眼于其中相互关联的因素。死亡与再生的原型模式在中西悼亡诗中反复出现。《黎西达斯》与《招魂》在这一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关键词]原型　悼亡诗　死亡与再生 　　 　　引言 　　 　　神话一原型批评源于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古典学界崛起的仪式学派(又称剑桥学派)，大成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这种批评实践力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特别是神话原型)，并把一系列原型广泛应用于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从而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的角度和空间。其对中西文学作品中的死亡与再生的原型模式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视角。本文拟从中西悼亡诗人手，选取弥尔顿的《黎西达斯》与宋玉的《招魂》为范例，探讨死亡与再生的原型模式。 　　 　　一、悼亡诗《黎西达斯》《招魂》研究现状 　　 　　中西方都有不少关于死亡的文学作品，悼亡诗是其中一类。这个研究领域的专家杨周翰先生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从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着眼，结合弥尔顿生平论述了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将文学研究实践与原型批评理论结合，著有《文学即整体关系：弥尔顿的(黎西达斯)》，把这首诗放在古希腊罗马和《圣经》以来的整个牧歌体悼亡诗的延续传统中分析，寻绎诗人创作中的构思、布局、意象等，从而明确个别文学作品与文学整体的内在联系。宋玉的《招魂》作为悼亡诗在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人们更多的是在争论其作者是屈原或宋玉、为谁招魂之类的考辨问题。笔者在参阅大量文献及著作时，最终倾向宋玉为《招魂》之作者，为屈原招魂。这两首悼亡诗虽然出自两种迥异的文化背景，但其间都有大量的神话、死亡和再生的意象反复出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探寻的视角。 　　 　　二、两种文化，一种原型 　　 　　《黎西达斯》是一首属于牧歌传统的哀悼诗，是一首偶然之作，是为追念一位因溺海而死的名叫爱德华?金的青年而作。爱德华?金是弥尔顿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同学，二人都是诗人、学者和有志青年，是校方精心培养的牧师人才。但当时教会作风不正，弥尔顿不愿同流合污，回家独自攻读古典文学。而爱德华?金则在未毕业之前溺死于碧海，因而免入污垢之地，虽死犹生。弥尔顿在哀悼同窗的同时，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志向：“明天将奔向清鲜的树林，新的草地”。 　　《招魂》为宋玉拟屈原之自招。宋玉，相传为屈原弟子，是继屈原之后的浪漫主义楚辞大家。据《安福县志?外纪?流寓》记载：“周宋玉，归州人，屈原弟子，悯其师忠而放逐，作《九辩》五首，以述其志，又怜师命将落，作《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寿命。”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招魂》在楚辞中颇具特色。首先它用幻想形式叙述招魂的原因，接着用神话传说写东、南、西、北，天上地下的险恶，再诱以故乡的居室、饮食、音乐、娱乐之美等等来招唤流浪的灵魂返回故土，将全篇笼罩在一层悲哀虚幻的气氛中，最后在篇末点明“魂兮归来哀江南”的主旨，戛然而止。这两首悼亡诗虽然诞生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死亡与再生原型所在。 　　 　　三、死亡与再生――《黎西达斯》《招魂》原型模式 　　 　　诺斯洛普?弗莱指出：“原型是联合的群体，它与符号之不同在于复杂的可变性。在这种复合体中常常有大量特殊的、靠学习而得的联想，它们是可交流的，因为在特定的文化中的好些人都很熟悉它们。”中西文化有着诸多不同，但对于生命与死亡，人类有着共同的思考，因而再生与死亡也会呈现出相似的原型。 　　弥尔顿在《黎西达斯》中把生殖崇拜仪式的某些成分、田园牧歌传统、基督教、诗人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及其对黎西达斯的哀悼与重生的希冀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死亡与再生的原型模式。而《招魂》也运用了大量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仪式，诗歌形式和内容本身就是死亡与再生的本真呈现，但是其中仍蕴涵了大量的原型。水、春天、各种植物这些象征死亡与再生的意象反复出现于诗中。 　　日落、冬季是死亡的象征，日出和春天则是复活的象征。《黎西达斯》以清晨开始，“在黎明睁开眼睑之际”；以太阳西沉入海告终，正像黎西达斯自己没身于海中，而太阳又有待于重新升起，也好像黎西达斯将要复生一样。在《招魂》中，“献岁发春兮”，春天来临，这是万物复苏的征兆，亦是屈原魂灵再生的象征。 　　《黎西达斯》开头的祈祷是向“圣泉姐妹”们发出的，水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