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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谈出来关于妥协历史记忆 　　【摘要】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历史上所谓的“禅让”恰恰是中国正统思想乐于提倡的价值观。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可以说，各方的妥协至关重要。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正是因为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所寻求了一个共赢的方案。妥协、双赢、共赢，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而民国创建的实践极大丰富了这所宝库，也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战的典范，体现了中国文明极为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妥协 清廷 民国 武昌起义 袁世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最近一再有学者强调中国没有相互妥协的政治传统，因而中国无法走上民主政治。这个观察可能是基于最近几十年的政治现实，但从历史的观点看，绝对的不妥协可能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妥协、见好就收、退一步海阔天空，可能才是中国最久远的传统。君不见，历史上的所谓“禅让”频繁上演，这里面或许存在不得已、做作的成分，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中国正统思想乐于提倡的价值观，而不是鼓励人们拼死相争，鱼死网破。为苍生社稷计，该出手时则出手，该收手时则收手。谨以民国创建为例。 　　清廷为什么妥协 　　中华民国的起点，为1911年武昌起义。由武昌起义继续演化，至1912年2月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这是当时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没有妥协，清帝不会退位;没有妥协，革命的烈火不会自动熄灭。清廷的妥协、退让，拯救了爱新觉罗家族，大清帝国的君主没有像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那样被送上断头台，其家人、满洲贵族，也没有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皇室、贵族那样悲惨，被处死，被整肃，被清算。妥协，为中国赢得了未来，也为爱新觉罗家族、为大清王朝赢得了尊严。中国人的智慧、理性让原本血腥的革命以妥协结束，理论上的共赢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文明的胜利，值得中国人骄傲，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当然，清廷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妥协、退让，就没有原则。作为一个拥有两百六十八年历史的大帝国，清廷有自己的原则、底线，知道天命攸归，人心所向，知道适可而止，适时而退，仅此而已。清廷的适时而退让人敬佩，这个举动让中国避免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兵燹，避免了生灵涂炭、遍地烽烟。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对武昌起义后南北谈判进程的重新检讨，依然可以从中获取某些难得的教训。 　　所谓武昌起义，就是湖北新军将士不满清廷的倒行逆施，起而抗争，也就是历朝历代最常见的军人哗变。只是过去的哗变，多有具体的诉求，或物质，或加饷，而这一次，新军哗变只为政治，为清廷违背宪政承诺，任命了一个“皇族内阁”，而这个“皇族内阁”又推出了一个严重侵害民族资本利益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这个政策引起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抗议，但清廷对“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均无废止或调整的意愿，我行我素，不愿妥协，听任各地抗争此伏彼起，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数十人死亡，清廷依然不愿退让，这是湖北新军发难的根本原因。 　　短短一夜，义军就占领了武昌。义军首领随即邀请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与新军首领黎元洪一起成立湖北军政府，拉开与清廷决一死战的架势。 　　面对武昌突变，清廷并没有迅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政者的本能反应，就是启动危机程序强行镇压。然而，清廷违背宪政承诺的倒行逆施得罪的不仅是湖北新军。10月22日，湖南新军、陕西新军遥相呼应，相继宣布光复长沙、占领西安。23日，江西新军宣布光复九江。 　　数省新军起义，并没有改变清廷既定方针，因为各省新军不过是“地方部队”，并非国防军，力量有限，而大清王朝的支柱在北洋。只要北洋六镇不动，各省新军无论怎样折腾，都很难撼动清政府的统治基础。面对这些压力，清廷10月26日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其充作“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替罪羊。27日，启用开缺回籍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湖北“剿抚事宜”，依然不愿与新军进行谈判，期待武力镇压。 　　各省新军起义原本只是“体制内抗争”，清廷的不妥协，渐渐引来了体制外反对者，黄兴、宋教仁等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相继归来，前往武昌襄助黎元洪军政府，清廷所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 　　清廷不愿妥协的底气在于北洋六镇不动。反过来说，只要北洋六镇有变，清廷的既定方针也就必然会变。大清王朝的柱石确实具有非凡的魔力，只是清廷在过去十几年的军事变革中，太过于忽略了“军队国家化”的变革，实力雄厚的北洋六镇，既可以为大清王朝的宪政改革保驾护航，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颠覆大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在晚清十几年的政治改革进程中，实事求是地说，清军一直是政治变革的推动者，他们具有忠君爱国的情怀，期待大清通过改革与东西洋各国一样强大，受世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