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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诗话中元好问研究史料发覆 　　[摘要]民国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元好问及其作品、诗论和接受现象的记事、评论性文字。它们是研究元氏及其作品的创作、流播和影响的宝贵资料，其中不乏发前人之所未见的观点，是元好问研究领域中尚待开垦的荒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总体认识把握、评论品鉴诗作、发掘诗学理论、探讨历史地位、琐谈杂议编著、考察接受现象和保存有关史料等方面。民国诗话是一笔蕴藉丰厚、价值可观的诗学遗产，其中有关文字从特定侧面反映了本时期人对元好问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它是元好问接受史上的重要链条，对现今元好问研究亦有相当的启发性意义，不容忽略。 　　[关键词]民国诗话；元好问；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43-07 　　 　　金、元之际的大文豪元好问接受现象，近年来已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般来看，元、明、清三代的学术著作所涉有关内容较为学人瞩目，民国时期出现的史、论一类著作中的有关言论也是常被谈起的内容。相对而言，民国时期问世的诗话尚在学者的视线之外，远不及此前历代诗话那样受重视。20世纪末和21世纪始的一些回顾、总结百年来金、元文学研究进展线索的撰述所称引的成果中，也很少提到民国诗话。造成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其一，民国诗话与当今时距较近，“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葛洪《抱朴子》外篇《尚博》)，“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其二，五四以后新兴起的现代白话文学创作成为文坛主流，而传统文言诗文创作与批评已成强弩之末，使学人未能充分认识到这笔文化遗产的价值。辛亥革命以后曾出现许多古典文学研究成果，诗话乃其中一有重要价值的部分，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余辉，是一座珍贵的历史文化宝库，蕴含着十分深厚的学术信息量，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笔者于披览民国诗话时，发现了大量有关元好问的记事、评论性文字。它们是研究元氏及其作品的创作、流播和影响的宝贵资料，其中不乏发前人之所未见的观点，是元好问研究中尚待开掘的领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容忽略。本文就民国诗话中有关元好问评论内容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描述，旨在引起学界对这一学术资源的重视。所叙及的民国诗话，指撰成于民国时期的同类著述，无论其是否出版于当时，也不管其作者是否为清朝遗民或20世纪后半叶至今仍在世。民国以前成书但出版于民国或民国年间虽有初版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过大幅度增订且以新著的面目再版者(如钱钟书《谈艺录》等)，都反映了作者不断追求尽善尽美的历程，作为最后定型的成果，作者的新旧研究成果皆熔铸、统合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新的面目。况且，它们在近几十年间的出版发行量都较可观，已不属于冷僻史料。因此，本文概不涉及这批撰著。行文中，凡前面已提到的诗话，以后再出现时，如无必要，皆仅称书名而略去作者。 　　 　　一、总体把握 　　 　　民国诗话中言及元好问的资料大都比较零碎，但仍有数则从整体角度论述其人、其诗的文字。 　　黄节《诗学?金元诗学》从宏观视域考察、评论金、元诗，特别强调了元好问的意义和地位，说：“辽之诗学，无足称述；至金亦惟元好问一人而已。自宋室南迁，土宇分裂，文章学术，亦判为两途。李祖陶日：程氏之学行于南，苏氏之学行于北。行于南者，朱子集其大成；行于北者，遗山得其统绪。而遗山尤以诗鸣，郝伯常(经)称其直配苏、黄。然则遗山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郝氏又称遗山‘把酒看花，歌谣跌宕，挟幽、并之风，高视一世，以五言为雅正。’而王渔洋(士祯)则称遗山七言妙处，或迫东坡而轶放翁。要之，遗山五、七言古、近体皆工，即乐府亦工。其集中有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宋以后所未有也。尝为《杜诗学》及《东坡诗雅》诸书，是可以知其渊源矣。郝伯常为之墓铭，称其‘肆意经传，贯穿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秉文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盖风雅道衰，至金而几绝。遗山以诗独步三十年，巍然为坡、谷复出。故日金源一代诗学，惟遗山一人而已。遗山作《中州集》百余卷，以存金源一代之诗，尤足资文献焉。”还说元人“吴渊颖、杨铁崖力追唐代，曾未能至于遗山，盖诗至元而衰矣”。黄话所引“程氏之学行于南，苏氏之学行于北”的观点，与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说法相同。其说源于明初宋濂《跋东坡所书(眉子石砚歌)后》“洛学在南，川学在北”一语。明人丘?F《大学衍义补》卷六六、张弼《题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一等附合此说。今人称引“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观点时多归之于翁方纲。王士祯称赏元好问七言诗作语出自其《带经堂诗话》卷四。黄节局囿于当时所见史料，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