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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安古玩市场调查与研究 　　摘要：民国西安古玩市场以原生地、高品质、大数量、多频次、低价位、多途径等多元特色凸显其输出型特质，京、沪是早期主要输出地，存在着店铺、地摊、寄存、流动性、隐性五种主要经营形式。1916年前，西安古玩市场尚显良性繁荣，其后受战乱、大灾、盗掘等因素影响，呈现输出数量、品质、频次骤然加强趋势，输出地集中于上海地区，主要通过卢吴公司等单位转输欧洲。抗战中，在沦陷区区域市场萎缩之际，西安古玩市场因地处后方，故能维持一定繁荣。民国西安古玩市场不同内因促动下的“繁荣”，在客观促成西安古玩市场古物输出频次、数量、品质亢进、提升及地方经济一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对陕西关中地区宝贵文物资源与文化生态一定的冲击与破坏。 　　关键词：民国西安；古玩市场；多元性；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K8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4－0179－10 　　收稿日期：2010－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D.09 0126－08-402) 　　作者简介：罗宏才，男，陕西礼泉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国西安古玩市场在同期全国古玩市场结构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输出为主、多元显现、原生地、高品质、大数量、多频次、低价位等重要特性，是制约和影响全国乃至国际古玩市场的重要区域市场。20世纪80年代，笔者始对参与民国西安古玩市场诸多重要行为人进行采访，同时根据采访线索，在国内相关档案馆、图书馆获取大量文献资料。兹据目前所掌握资料尝试对民国西安古玩市场诸如区段分期、市场结构、行为人群体、经营模式、供求关系、输出途径等相关重要问题进行考究。 　　 　　一、民国初期西安古玩市场(1912－1927) 　　 　　民国时期西安古玩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大致有四方面：(1)辛亥革命促使诸都会城市不同程度演变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历史环境、社会机体之发展变化及京、沪、秦三大古玩交易中心的积聚、整合，影响相关区域古玩市场布局、结构与相关内涵，始出现不同程度承袭、演变与整合、重组。(2)随着时代变易及社会机体蜕变、更新，晚清上流社会收藏阶层开始失去权力、利益保障而趋于中落。为生计及其他目的需要，其所储备之大量艺术精品开始进入各级、各层、各批次古玩市场。如“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此皆(景)志伊所交游戚好，比客居长安而积致之，而散失之者。”率多出现以“清室某遗老”、“上等古玩”等语为题的推介词。(3)部分军政要员及富商大贾凭借权力、实力，成为新的收藏者与左右市场之中坚。此阶层部分人为附庸风雅、积累财富、炫耀地位及社交需求，每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类，或藉权力实施强制收藏，此举为古玩业兴盛、活跃注入活力，俨然一种新时代风尚。(4)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使重要区域古玩市场与海外艺术市场有机联系较前更趋紧密，海内外公私文物机构、个人或相关收藏群体往来中国频率加强，总体人数不断增多。致“外人蓄意收集中国古物，国人营之者亦多销行外国，可得厚利”，造成“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这一趋势虽造成中国艺术物品短时间大量流失，但客观上却加快了中国艺术品输出节奏及融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历史进程。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安及其附近地区浓缩了中国的历史，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古物中心了”。故而西安古玩市场成为海内外收藏家争先青睐之地，主要表现为： 　　1.市场布局形态基本未变，仅为部分区域之调整、变化以及新店铺之增多与经营人结构体之些许变化。 　　辛亥革命前，西安古玩市场除辅助性之鬼市(早市)、典当行、钱庄、银号外，主体市场主要有三个区域：(1)毗邻前陕西巡抚衙门及回民古玩商聚居区域的鼓楼北大街一带的北院门地区。(2)毗邻前陕甘总督衙门和西安汉民古玩商及汉民士绅阶层主要聚居区域的南院门地区。(3)依附西安通衢枢纽钟楼以东、以南的相关老市街地区。三大市场区域中，以鼓楼大街为纽带贯通的南、北院门古玩市场最为重要。即就此两大古玩市场来说，则南院门古玩市场规模最大。其承晚清余绪，围绕陕甘总督衙门政治中心，有世居此地众多世家大族、富绅阶层之经济依托，且地近梁家牌楼一带金融银号区及粉巷东、钟楼南典当区，故能形成以陕甘总督衙署前广场为中心，东至五味十字、西至甜水井、北起马坊门、南到卢进士巷之偌大市场空间。 　　辛亥革命后，虽满清两大衙门失去往日政治枢纽功能，但随之而来的北院陕西督军府及南院秦陇复汉军兵马总都督府的迅速填充，故使围绕新政治中心而滋生的南、北院古玩市场格局基本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同者，首先是上述两大地区古玩店铺、古玩摊贩及市场行为人数量意义上的增多。以古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