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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检察工作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现实困境与保障机制 　　随着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诉讼调解被压缩了活动空间,调解率曾一度陷于低谷。自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2007年高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大调解”格局应运而生。同样,担负维护社会稳定重任的检察机关,根据中央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也提出了“调解优先、调抗结合”的民行检察工作司法理念,以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 　　一、 调解优先的内容、适用原则及现实意义 　　 (一)民行检察调解优先的内容 　　 通过近几年来对民行申诉案件调解的不断探索和经验积累,在改变过去重抗诉轻息诉的情况下,把工作重心从抗诉渐渐转移到民行案件调解息诉上来。现阶段,重点应对以下四类案件坚持优先调解:1、案件有瑕疵,抗诉条件不充分的;2、判决有错误,抗诉效果差的;3、诉求有错误,权利得不到保护的;4、家庭邻里有矛盾的。 　　 (二)调解优先的适用原则和条件 　　 调解优先的适用原则,均应遵循调解的适用原则。主要为: 　　 1、自愿原则,是指检察机关对民行申诉案件调解必须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启动、运行与终结调解活动都必须以各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切实杜绝强制或变相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当事人对是否运用调解解决纠纷有程序选择处分权。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2、合法原则,是指检察机关和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活动及其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3、公正原则,是指检察机关调解工作以维护司法公正为宗旨,以化解社会矛盾为根本。 　　 4、有限原则。申诉案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调解:(1)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贪污、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2)有证据证明判决、裁定、调解内容存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合法权益的;(3)其他不宜调解的。 　　(三)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现实意义 　　1、对法官的监督[1]。通过检察调解这一职能扩张,可以起到以前监督不能触及的“???带”,能有效地监督法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裁决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监督其办案注重法律和社会效果,监督其办案要息事宁人。 　　2、对执行的监督。法院“执行难、执行乱”现象时有发生,多有人为因素,如执行员没有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态度生硬、蛮横,不注重方式、方法,激化了矛盾;有的怠于执行或者故意不执行,欠拖不结;有的违法执行。如果检察机关对这类申诉案件不及时调解,那么就会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通过检察机关的调解工作开展,可以有效防止或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从而起到对法院执行的监督作用。 　　3、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民事纠纷案件整个办案周期长、中间环节多,对当事人来说费时费事,最终还可能得不到期望结果,进而又不断上诉、缠诉,诉累大大增加。而检察机关专门的法律监督特殊地位,独立的两审申请审查程序使得当事人感到案件经过了慎重处理,更容易得到申诉人的信任,从而更容易调解结案或者息诉处理,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4、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检察机关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当事人申诉的利益特别是那些社会反映强烈、侵害弱势群体利益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得不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就容易导致上访、缠诉,使矛盾升级,影响社会稳定。检察机关通过运用非诉讼机制,积极开展调解工作,促成和解,息诉罢访,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二、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现实困境 　　 (一)民事检察调解缺乏理论基础 　　 我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对民行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均可进行监督,但是我国的民诉法只简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可以进行抗诉,并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行申诉案件可以调解结案这种办案方式。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二)检察调解容易遭人“非难” 　　由于法律依据不足及操作程序非法定化,导致调解工作往往得不到法院认可,特别是对于当事人在向法院申请执行后再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案件,法院往往我行我素,在检察机关调解过程中履行执行职责,两头(检察、法院)执法。有的法院在检察调解后执行仍不结案,甚至有的法院在检察调解后仍向当事人收取执行费。检察调解易遭受法院的“非难”,从而造成检察调解工作被动局面。 　　(三)民事检察调解优先缺乏保障措施 　　1、在案件可抗可不抗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为了完成抗诉的硬性指标而选择抗诉。调解优先选择程序得不到保障。 　　 2、调解的难度远大于抗诉,如果走抗诉程序,则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