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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具体进路思考 　　摘要:检察工作要科学发展,必须是在抛弃定位论争下的纯粹发展。排除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如部门本位主义、过度关注质疑、忽视自身成长。明确具体的检察行动,延伸侦查职能、能动地为公诉改革、强化审判监督、加强自身制约、提升检察技能与方法,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检察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9―0112―02 　　 　　“仅仅掌握理论的人在实践领域是一个无用、危险的老学究”,①始于对检察机关及其权力性质的学术论争,进而对检察制度能否置疑的辩论,不仅对检察学科构建并无多少益处,而且对检察各项具体业务工作及发展亦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具体的行动才是重要的。因此,在思考检察工作如何科学发展时,笔者有如下的考虑作为可能的进路。 　　一、明确一个必要的前提 　　在此,一个必要的前提,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和观念首先是,检察工作要科学发展,必须是在抛弃定位论争下的纯粹发展。 　　检察制度诞生于保障基本人权和追求司法公正的思想理念下,是基于诉审合一的种种弊端、诉审分离的种种好处的客观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现代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民主司法制度、进行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大潮流下,检察制度的出现及至推行,具有必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检察制度及工作的学者们必须承认:检察制度的出现适应了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国家切实承担起追诉犯罪、伸张正义和维护公益的责任,从根本上克服了纠问式诉讼审判的陋习,而且也避免了私诉或团体诉讼的弊端。这也正是人类近代以来选择检察制度且至今沿习、存续并不断发展与加强的原因。在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及组织法对检察机关职能(或检察权)的规定,引来颇多争论,关于检察机关的性质与定位,检察权的属性及权力配置的质疑,成为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最为繁荣的地带,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将直接导致研究的停滞,甚至偏离本该的朝向,于检察工作的具体发展、检察改革的实践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甚至还易形成学术与政治混淆的流弊。 　　所以,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认识到检察制度的进步性,即“有用”与“效用”,缺少检察制度则司法不健全,那么一些无谓的争论即可避免,而将研究专注于创设检察机关的目的与功能才是正确的态度。正如林钰雄所言,创设检察制度的最重要目的,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一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魔。[1] 　　二、排除科学发展的障碍 　　当前,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障碍在哪里? 　　第一,部门本位主义作祟。部门本位观念主导下,过分强调权力的全面持有,而不注重权力行使的实效,从而导致检察权威难以确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检察工作也应当是全面发展,但全面发展不是“全面撒网”。笔者认为,“全面撒网”往往全面无成效。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已是相当广泛,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些权力真正有效运作起来,从而实现整体检察工作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过分强调、讲求权力的全面性,强调部门权力而不注重行权效果只会造成检察权威的下降。 　　第二,对质疑过度关注阻碍了主体工作的正常发展。目前,检察改革的出发点在于回应对检察制度的学术质疑,例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出发点就是对于理论界所屡屡强调的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缺少监督,而不是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检察实务工作有多少好处,因而该制度未免有流于形式之嫌。再如关于量刑建议权的争论,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是否有及是否能够行使量刑建议权、法院是否应当接受或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根本是个伪问题,因为客观义务已当然地赋予了检察官这种权力,在起诉意见书中检察官不仅发表控诉意见,还负有指出被告人罪轻、罪重等情节的义务,发表警示社会的公诉词,那么便当然地包含了对量刑提出意见的权利,只是长久以来检察官并没有行使此项权力,即这只能是检察工作的一个疏漏之处而不是理论争论的必需点,也不应当成为检、法争权的一个核心点。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法院是否采纳也当属法官职权,其可采纳也可不采纳,前提是必须合法公正裁量。 　　 第三,忽视自身成长,对以人为本理念理解偏狭。“法律监督的权杖必须操持在具有高尚的情操、深厚的法律修养、丰富的执法智慧和高超的业务技能的检察官手中,人民群众才会给予应有的尊重、信赖和认同。”[2]而目前,法律监督主体的素质与法律监督所要求的水平并不相符,法律监督队伍素能供给上的不足使得监督先天疲软,发现不了刑事诉讼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或者明知存在问题,但不能说服被监督者接受监督意见,造成法律监督意见不被理睬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