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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民市民化问题本质 　　摘要：近年来，从文化角度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成为一种趋势。有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否则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农民”群体将长期存在。事实上，我国缺乏“城市农民”群体的现实样本，并不存在文化意义上持续存在的“农民”，不宜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做过度解读。“农民市民化”根本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并非文化融合问题。 　　关键词：城市农民 文化问题 经济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仅仅是制度层面的研究还不足以揭示“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本质，于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该问题成为一种趋势。有学者认为：部分农民自发地形成一个以同姓、同族、同乡等为单位的边缘群体。那些对城市社区文化感到迷茫、又未能融入其中的，他们不甘城市文化的排斥，但又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可能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情绪乃至反社会的行为，逐渐滋生对抗城市社区文化的反文化（蒋新红，2009）①。一些地方还习惯于将被征地农民、城市拆迁户放在城郊接合部集中安置，形成一片一片的“穷人区”（任映红，罗科萍2013）。②概括一下：进城农民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如果不能根本上解决文化冲突问题，他们会从文化意义上持续存在，成为“城市农民”。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现象呢？“农民市民化”的本质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一、缺乏“城市农民”群体的现实样本 　　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到不同的时期来观察。 　　1981～2000年。1981年我国城镇人口2.0171亿，城镇化率为20.16 %，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4.5844亿，城镇化率为36.22%。20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87年，为16.61‰，最低的年份是2000年，为7.58‰。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非常粗略地估算一下，按照平均增长率为12.095‰计算，20年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约0.4879亿，那么4.5844-2.0171-0.4879=2.0794（亿），③这2亿多人口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其中既包括获得城市户籍的，也包括非城市户籍的常住人口，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据。我们的问题是，这2亿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中，有没有出现“城市农民”这样的“边缘群体”呢？从中国知网检索关键词“农民市民化”，2000年之前仅有的4篇文章中并没有发现类似论述。2亿多农民转移到城市不是一件小事，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说明融入的过程是安静且自然的，所谓“城市农民”这样的“边缘群体”并不存在。 　　2001～2014年。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4916亿，按照前述方法粗略估算，15年间约有2.4892亿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其中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1.6821亿，剩下约0.8亿应当理解为由农业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的人口。已经获得城市户籍的人口自然不存在“边缘群体”的问题，那1.6821亿外出农民工，大部分在城市和乡村间候鸟似的迁徙，并没有固定地生活在城市，所以谈不上是“边缘群体”。还有一部分类似于“北漂一族”，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本身就没有形成“群体”，当然也谈不上“边缘群体”。 　　我们判断，学者们上述观点可能是基于国外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产生的。例如：印度和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大量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国外一些民族志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奥斯卡？列维斯调查了从特普茨兰到墨西哥城一路的村民，他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并没有给村庄的社会组织或生活方式带来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在城市化和移民过程中，能够发现的往往是“城市里的乡民”。④但从我国城市化进程来看，并没有发现“城市农民”这个城市中“边缘群体”的现实样本。 　　二、文化因素被过度解读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表面上看是制度安排问题，深层次看是文化融合问题。农民难以融入城市是与其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心理认同等因素有关。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方面，还保留着农村的家庭生活方式。这些旧习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的生活（蒋新红，2009）。由于自身素质跟不上、市民意识缺乏、传统农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还难以完全改变、内在的市民化动力不足，难免产生诸多不适应，普遍存在着角色冲突（任映红，罗科萍2013）。“小农思想”、“农民意识”等真的是农民独有的文化符号吗，并且真的顽固到使文化意义上的“农民”持续存在下去吗？ 　　在国内，我们生活的城市里，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不排队、乱闯红灯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行为都是市民化语境下的农民所为吗？当然不是，主要还是那些自诩为比农民素质更高的市民所为。在国外，我们的同胞一边争相抢购马桶盖，一边将公共卫生间搞的污秽不堪；一边像抢白菜一样疯狂抢购奢侈品，一边为了省钱，住星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