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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原则国际政治限制及其含义 　　民族自决在20世纪的实践塑造了当代世界政治的图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视角：(1）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民族自决的起源、发展和影响；(2）从法学角度，论证民族自决权利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与其他权利（如主权、人权）的关系等。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民族自决从观念到政治原则及其实践的过程，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民族自决并不是绝对无限制的权利和政治原则，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政治对民族自决权的限制理解为对自由的反对。 　　 　　关键词：民族自决分离民族实体性自由 　　作者钱雪梅，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学界对于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则的研究，已达成许多共识。一般认为，自决主张产生于18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20世纪初，列宁和威尔逊总统的大力提倡，使民族自决成为政治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联合国宪章》（自1945年10月24日开始生效）、《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14日1541（XV）号决议宣布］、1966年国际人权公约、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等一系列文件，“民族自决权”成为现存国际法秩序的基石。 　　在实践中，民族自决权却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以不扰乱欧洲秩序为前提，列宁则强调民族自决权应从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非殖民化运动以来，民族自决的实践又受到国家主权原则的约束。 　　国际法对民族自决权的保护本身似乎也是一种悖论。从理论上说，作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秩序的基本准则，国际法绝不应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但是在20世纪，“自决的历史是民族（nation）形成和国家（state）破裂的历史”，伴随着革命斗争和镇压，“人们从自决言辞中听到的更多是动荡和破坏，而非和平与繁荣”。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民族自决原则及其限制在国际政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民族自决原则探源 　　 　　首先必须了解“民族自决”是如何成为国际政治原则的。 　　自决原则根源于自由的观念。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人本自由”的思想，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大都继承了这一思想，把自由看作人的天性，视为天赋人权。1793年，康德在《宗教哲学》的第一部分中提出,个人惟有只听命于自己的规则（自主），而不是接受其他准则指导，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向善，使美德成为可能。换言之，“自决便意味着政治至善”。 　　费希特把个人自由融入到国家（state）共同体概念框架内。他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论述了个人自由与国家共同体自由之间的紧密联系，探讨了在“人本身应当绝对自由的”这一前提下，国家共同体即“这样的自由存在物的共同体”怎样才是可能的问题。他指出：“我设定自己为理性的，也就是设定自己为自由的”，但自我必定是诸多个体中的一员，因为主体对自我的自由意识只有通过对另一个自我的自由意识才能实现。因此，“我不能把我设定的全部自由都归于我自己，因为我还设定了其他的自由存在物，也必须把一部分自由分配给他们”，这样，“我就把自己限制在我拥有的自由范围中”。这种关于自由存在物彼此的必然关系的概念（即“法权概念”）构成了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也构成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个人的自由问题不可能在法权状态之外得到解决。换言之，个人必定属于由同样自由的其他人一起组成的共同体，只有从属于这个共同体，同时服从于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个人才能实现自由。 　　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由人类社会所有成员组成的单一共同体，即世界政府，而是形成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国家实体（national organism）呢？ 　　赫尔德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自然的多样性”，把自然理解为各种力量的共生，其中每一样事物总适合于某处。各个民族（nation）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每个民族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即个性。民族成员必须在保证自己特性的群体（即民族共同体）中生活，并且实现自治，才能够获得自由。每一个民族（nation）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国家(state)，实现自我管理。只有当每一个民族都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时候，才实现了最好的政治安排。由此大体完成了从个人自由通向民族自决，即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哲学演绎。 　　观念有自我实现的潜能。19世纪，上述哲学构想在欧洲地区开始了政治实践，在这个历史性的演变中，朱塞佩?马志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马志尼看来，要完成人所承担的一系列神圣责任，“个人太弱小，人类太庞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