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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两个梦想 　　《瓦尔登湖》和《桃花源记》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两个文本，却演说着相似的梦想。 　　《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是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梭罗的研究专家哈丁认为，《瓦尔登湖》至少有五种读法：1.作为一部自然的书籍；2.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3.作为批评现代生活的一部讽刺作品；4.作为一部文学名著；5.作为一本神圣的书。乔治?艾略特认为《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在《瓦尔登湖》中有梭罗的题词：“我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倒是想象在自己的栖所报晓的雄鸡/劲头十足地夸耀/哪怕只是为了提醒我的邻居。”这种夸耀其实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梭罗不满当时的复杂生活，提出“人口膨胀”将导致“生活绝望”；甚至断言原始人的生活在某种情况下比现实快乐而完满。平静的瓦尔登湖接纳了一个心潮澎湃的愤世嫉俗者，一个曾经激进的思想者。清苦的乡野生活使他冷静了下来，再也不用担心那些没完没了的谎言和俗世的烦恼纠缠，梭罗为自己的脱身而洋洋自得。梭罗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文本。瓦尔登湖只属于梭罗，他代表了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对广阔生活的热爱和信仰。而更多的人愿意把《瓦尔登湖》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来读。因为梭罗经过实践发现，他能以28.12元来建立一个家，用0.27元来维持一周的生活。他以一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去赚取足够一年的生活费用，剩余的46个星期，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和所有关注内心生活的知识者一样，梭罗把谋生的标准放得很低，勉强维持生计就足够了。他清楚，过分强烈的物质要求会破坏内心生活的安宁，使自己无法老实而自由地生活。在人们卷入庸俗的潮流的时候，梭罗却十分警惕外部世界对心灵的侵袭，只有在大自然中他才觉得自己“完整无损”。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文明中，乡村世界是失败者的退路，是一种自我平衡的审美。因此《瓦尔登湖》在当时便具有了巨大的诱惑力，那几年里，梭罗的仿效者究竟有多少难以计数，他们隐退林中，在瓦尔登湖畔建造茅舍，成为美国风行一时的时尚。 　　陶渊明生活在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的东晋末年，晚年正赶上东晋王朝和刘宋王朝交替的时代，社会动乱，道德沦丧，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他自己也“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希望有一种没有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写了《桃花源记》，借武陵渔人无意中发现世外桃源的故事，表现他厌恶现实社会、渴望理想生活的思想。他描绘了桃源的自然景象和社会风尚，“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是一种很美的境界：这里有清澈的溪水，有嫩绿的鲜草，有粉红的桃花，花瓣从树上一片片洒落下来，那么纯净，那么浪漫，真乃人生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些对宁静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实质是对“尘网”、“樊笼”式的丑恶社会的憎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这些又正是对虚伪狡诈、勾心斗角的残酷现实的无情批判。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切齿地揭露道：“自贞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伪诈、污秽和黑暗，他感到窒息、愤懑，从而要求出现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以简练生动的语言把这个人生“绝境”之美描绘得明丽如画。特别是他由桃花源的景美深入到桃源人的优秀品质，到人们的美好生活，将世外桃源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在公元４世纪末５世纪初的陶渊明，能反映出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是应该充分肯定其进步意义的。恩格斯对18、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论托尔斯泰》一文中对空想学说在当时的作用也给予肯定，而比他们早约1400年的陶渊明就能够描绘出这样美好的理想境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充分肯定吗？ 　　《瓦尔登湖》和《桃花源记》虽然构建着和谐社会的梦想，但毕竟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产物。中国传统文人在失意的时候隐居山林，其实是不情愿的。他们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济世之志不了了之，但是，又无人理睬，只好放情山水，聊以寄托，权算是找到一个避难所。为了不掉价，所以，故作洒脱，以掩饰自己的困顿和落魄。性格耿直、为官清廉、不愿意卑躬屈膝攀附权贵的陶渊明，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格格不入，长期归隐田园，躬耕僻野。他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旧关心国家政事。元熙２年６月，刘裕废晋恭帝，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用毒酒害死晋恭帝，引起陶渊明思想上的波澜，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发情怀。《桃花源记》所刻画的桃花源是作者对黑暗现实（包括东晋王朝和刘宋）的批判，是在丑的面前高举起一面美的镜子。这个美梦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