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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元化高校招生考试评价录取新体系 　　 [摘要] 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应坚持以人为本,应以教育的本质和高考定位、转型期的差异化特点、国外高考改革的经验及国情实际为依据。如此,才能有效促进教育公平,使人才脱颖而出;才能推进中学素质教育,进而促进高校自主办学。 　　 [关键词] 高考改革;多元化;差异化;考试评价 　　[中图分类号] G40-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004X(2009)08-036-05 　　 　　潘懋元教授对教育的基本规律的观点有二条:一条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外部关系规律,即教育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约,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一条是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内部关系规律,即教育既受教育对象身心发展、个性特长的制约,又要协调好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诸要素,引导和促进教育对象的成长朝着预期的培养目标健康发展[1]。依照教育的基本规律,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必须以人为本,适应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围绕改革的目标,构建多元化的高校招生考试评价新体系尤为必要,本文就此谈点想法,以就教同行。 　　 　　一、构建新体系的依据 　　 　　1. 维护教育本质,审视高考定位。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化和促进人的发展。长期以来,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新生的唯一标准[2],虽然高考成绩仅仅是对考生学业水平一次性的测量结果,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偶然性,而且这种考试制度极大地忽视了对考生平时能力、素质、品行的评价及其文化潜质全面发展的预期,但由于它是履行教育使命严格甄选受教育者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而且高考分数与学生命运、教师的教学成果以及学校考核业绩等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所以形成为人才选拔制度和利益分配机制。再说,现行高考所承载的巨大社会责任,已超越了它的应有功能,成了应试教育的指挥棒,教育的本质已被应试教育所扭曲。因此,为应对国际间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与人才竞争,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必须真正承担起传承文化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以人为本,对高考制度进行有效改革,以促进普通教育观念的全面落实,因而素质教育必须改死板的终结性的学业测量为灵活的过程性的学业、能力、素质、品行多元化的综合评价。 　　2. 把握转型期特点,应对差异化要求。我国的科举考试沿袭了1300多年,其间不断进行的改革并不罕见。北宋时期政治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荆公新学”,就曾着力整顿官学、兴办地方学校、培养专业人才,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明洪武三十年(1398)“南北榜”的科场案件,多名试官被处死或以老戍边,榜首状元被问斩,所选贡生全部罢黜,从而引起了大力度的科考改革,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中国的新式大学堂一律照搬西方大学制度,上述考试制度的变迁,均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借鉴前苏联模式,自1952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这一制度虽然在“文革”期间曾一度被废止,但这一制度一直为精英教育阶段的高校招生所沿用,20世纪末的高校招生仍是按照各高校的培养能力和国家投入划定录取分数线,确定招生规模。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为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各类民办高校迅速兴起,于是,促使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快速转变。迈入21世纪后,我国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攀升,2000年的平均毛入学率为12.5%,2003年增加到17%,2005年为21%,截至2007年10月已达23.6%。随着教育优先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贯彻,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预计到2020年,我国部分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率先超过50%,进入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新一轮转型。伴随这种转型,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呈现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加速差异化,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高等教育类型层次的差异、多样化人才需求的差异,此外,还有教育制度的不断创新、国民教育与非国民教育比例的变化、办学形式的改变等。这种差异与变化在转型期将普遍存在且会不断发展。到那时面对多种差异,倘若仍然坚持不分地区、不分培养目标实行千校一卷式考试,仍然用统一的标准选拔学生,显然不适合教育转型要求。因此,从现在起高校招生政策应反映各地的区域经济、资源环境、民族文化、人口特征及人才需求等诸多因素,尝试制定地方性录取标准;试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采用各自适宜的招生办法选拔多样化的培养对象,分别制定考试、评价和录取标准。为了让千差万别的考生能各得其所地进入高校并接受高等教育,就应允许考生同时申报多所高校,多所高校亦可同时录取同一考生,而最终选择由考生自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