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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村选举中家族利益集团行为 　　摘要：中国的民主政治选举制度包括了基层的直接选举和中央的间接选举，民主选举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央和地方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服务。本文通过对z村选举这一案例的分析，提出了有效解决家族利益集团行为的途径。 　　关键词：农村选举；家族利益集团；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F32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100―02 　　 　　在农村，自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以来，村民选举在中国农村已经开展了十八年，但是名义上由村民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是否真的如原意那样，在农村成为村民自主意愿的表达呢?家族利益集团长期盘踞，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矛盾，村集体资源分配和选举中的寻租和设租一直困扰其中。 　　 　　一、案例 　　 　　Z村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个普通自然村，世代居住着汪姓和俞姓两大家族，经过近三百年的繁衍，已经形成了320户，将近2 000人的规模。z村地处两座山的凹处，平地低洼，土地肥沃，适合农耕。村前有一条大江，江水湍急清澈，下游与曹娥江汇合，出产质地细腻的沙石。 　　大约300年前的一场洪水使得汪姓家族的祖先从安徽黟县逃荒来到z村生息经营。数十年后，原居住于山上的俞姓三兄弟亦搬迁至z村居住。俞姓家族居于山脚，俗称“上段”，汪姓家族则居住于村口，俗称“下段”。开始时两大家族井水河水，互不来往，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和村庄规模的扩大，俞姓和汪姓家族也开始儿女联姻，天长日久融合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家族格局，姓氏边界渐渐模糊，“上段”和“下段”的居住界限也逐渐被打破。 　　但是，在心理上“上段人”和“下段人”，一旦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候，依然泾渭分明。两大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掌握村集体事务话语权为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汪氏家族把持阶段。时间为清末民初到土地改革，两大家族主要存在以下矛盾： 　　1　文化习惯上的差异：汪姓家族的上代出过状元，从安徽一路逃荒来到浙江，将家族文化和习惯带至浙江。修建祠堂宗庙，年底时候亦施行祭祀，编写族谱，族内等级分明，族长颇有威严，族内子孙多读书。而俞姓家族原为猎户，从山上迁下来，并没有什么文化积淀，对宗祠家谱也没有太多概念，散淡无修。 　　2　经济条件上的差异：汪姓族人虽不善农事，但能写会算，以从事小本生意为多，在镇上开石灰窑，开粮店，或与人做掌柜等等。而俞姓人只能凭借力气和经验，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汪姓家族的经济条件总体优于俞姓家族。 　　3　政治资本上的差异：汪姓人一直以“诗书持家”为训，在见识和决断方面远优于俞姓家族，而且经济优裕，又是首先定居的家族，因此在村子的集体事务中长期把持了话语权，导致俞姓人的不满。 　　 　　第二阶段：俞氏家族把持阶段。时间为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时期，“根红苗正”的俞姓家族带头抄了汪姓家族好几位地主的家，导致他们家破人亡，房产田地亦被瓜分完毕，汪俞两家长期共处中埋下的矛盾被激化出来，一触即发，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俞姓家族凭借在出身上的优势一改过去的颓势，在村中占据了较主动的政治地位，长期由俞姓族人担任村长、村支书职务。由于在村中集体资源(如，灌溉，工分)的分配问题上有较大的偏向，引起汪姓家族的反抗，两族人时有冲突。 　　 　　第三阶段：汪俞两家轮流执政。时间为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汪氏家族获得了新生，不需再为出身问题而自卑，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汪氏家族重操旧业，外出经商求学的子弟甚多，在村中逐渐形成比以往更大的力量。而俞姓家族经过数十年的政治历练也成熟老练许多，不再单纯从事农事，借助两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也开始“走出去”，同时，学习汪氏家族修建了族谱，加强家族的观念。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长和村党支书两个位置分别由汪、俞两家轮流占据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投票默契”。 　　 　　第四阶段：混战。时间为新世纪开始至今。20世纪90年代中期，村民汪三通过时任村长的好友兼堂姐夫俞大承包了村前大江十年的黄沙开采权，一开始经营不善，举步维艰。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的小城镇建设的兴起，黄沙生意一日千里，蒸蒸日上，汪三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成立了黄沙加工厂，汪氏家族的很多人都进人黄沙加入制作，而俞姓人大多只能从事简单的黄沙开采工作。树大招风，黄沙厂的日进斗金和汪、俞两家人不同待遇，遭到了俞姓族人的嫉恨。 　　随着汪三承包期截止日期的I临近，很多人开始积极准备投标，其中以分别代表汪氏宗族和俞氏宗族的汪三和俞三为最主要力量。当时的村长为汪氏族人而支书为俞氏族人，汪三和俞三的争斗逐渐成为汪氏和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