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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用研究思考 　　摘要：迄今为止，学界对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用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已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是不全面的，具有影响的系统性成果鲜见。文章对该研究的主要范畴、重点难点、方法以及研究思路、特色之处、主要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思索。在价值性上，探寻与实践符合主体、心理、目标与语境的言语行为机制，有利于促进与深化民族同胞的马克思主义认同，进而催化他们以实际行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关键词：民族地区；大众化；语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3-0019-0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不属于语言学问题。却有个语言运用的问题。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大众化与言语行为如影随形，因此语用问题在大众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亟需引起重视。 　　 　　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概述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年来国外学术界用英语撰写的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文献中，专著超过15种，期刊论文则超过120篇，还在境外召开过数次学术会议。但涵盖了我国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用问题所有关键词的研究与成果至今尚未有发现，也未见相关评述。不过，至今已有的一些相关性成果与本研究有着紧密的学理关系。 　　比如，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主张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主张研究“外部语言学”(或称“言语的语言学”)，即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1921年，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出版了专著《逻辑哲学论》，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说”思想：“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英国语言哲学家J?L?奥斯汀在1950年代提出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并在所建构的施事话语系统中提出了言语得体原则(《如何以言行事》，1962)。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R，Searle)在《言语行为》(1969)和《表述和意义》(1979)两部专著中发展和丰富了言语行为及其范式的理论。他们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而且已渗透到修辞、阐释、文化教育、传播等学科领域。 　　另外，在实际的运用上，1929年苏俄语文学家M.M.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巴赫金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对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关系和文本关系进行重构。1950年美国教授约翰?弗朗西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中认为，如果要避免民族分裂，就要在语言的“认同”上做文章。2000年，英国的R?菲利普森在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中指出话语权问题的历史成因、政策分析及其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指出语言运用与社会分离的危害性，认为强势语言的空间扩张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遏制了弱势语言民族的语言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从而影响了物质资源的流向，等。这些研究成果一度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 　　实际上，西方早前已进入了“言语即行事”或“言语使其然”的言语分析时代，其根本思路就是，人们在说话的同时就已经是在做某事或达到了什么目的。言语行为也成为了行事行为。目前西方结构主义思潮已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而是把更多有关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范围，换言之，他们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将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 　　在国内，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的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算起。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并采取多项措施，引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几十年来，有关大众化的研究不少，但有点遗憾的是以语用为切入点的成果很难见到，这或许是因为尚没有充分认识到言语行为可成为大众化的一种推进力量要素。 　　有一些相关研究，如：毛泽东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论述了当时组织内存在的一些文风问题，像“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等，认为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将“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祸国殃民”。这些论点在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乃至其它领域都影响深远。 　　北京工业大学钱伟量教授2003年在其《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中探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的关系。2009年广西工学院李宪伦教授在《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思维的大众化与文本话语转换》中就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与文本话语转换基本关系、构建大众化思维下多维话语群及其话语提炼和话语分析与抽象思维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分析与探讨。 　　另外.近年来北京大学的陈汝东教授从伦理学、修辞学、语用学等层面就言语的道德功能、语境、语势等言语行为的问题进行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