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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研究理论溯源 　　民族经济的理论研究溯源于经济学和民族学两大场域。经济分析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它需要从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生态维度来展开，它使人们面对着经济问题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探究。民族经济的研究应该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行为、不同价值追求。民族经济学主要的理论任务就是引导人们去充分地了解不同民族的现实利益和特有环境，以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获得自身发展。这种分析坚持强调不同民族自身论述的重要性，它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演化及其在不同文化中呈现的不同形态作了双重的强调。这就是民族经济学学科精神努力和理论诉求的聚焦点。 　　关键词：民族经济　文化　理论维度 　　 　　对许多人来说，“民族经济学”似乎是一个拼凑的新词，因而也充满了张力。然而，在民族层面上所展开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具有深厚渊源的历史存在。对此而展开的理论研究溯源于经济学和民族学两大场域，并形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存在。梳理这一理论的演化过程，对重新认识和把握民族经济研究的学科内涵和理论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推动现实民族经济研究获得进展的必要前提。 　　 　　一、民族经济学的生成与演变 　　 　　经济学是民族经济研究最初立足的重要场地。尽管在今天的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教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但事实是，经济学是在经济的社会关联性中才得以展开和形成的。中文“经济”一词的最初涵义是“经邦济世”，透出了把物质生产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视为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的意向。“经济学”一词在古希腊得到最初表达时，Oeconomicus也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而亚里士多德以chrematistics把它引到所有物或财富这种更为具象化的对象上。威廉?配第以“政治算术”之名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最初理论基石，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在很长时期中的聚焦点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非财富的生产本身。“对历史的分析，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对道德哲学、社会价值及理想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介入和社会实践的论述”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四大重心。由此形成了经济分析的两个基点：一是手段一目的的分析；二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果，也就是“经济”对维系社会存在条件的寻求和努力。在后一个基点上可以看到，社会由不同的人类群体所组成，当人们以民族分类的方法来归属这些不同的群体时，民族就成为了不同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而，经济分析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 　　现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就是以往一直局限于家庭经济的主动性和依附性冲决了家庭与地域的藩篱，整个经济活动的基础外在于家庭单位，从而使经济领域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经济活动所具有的公共目的的性质，也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经济学科浓厚的“公共管理”的色彩。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它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在经济活动的这一公共领域内，每一个人的经济行为都直接立足于个体利益的基点，却同时紧密关联于公共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是在自身反映的特殊利益背后，在同另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背后得到实现的。……同别人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这种二重性在形式上使经济活动的表现为个体的自由选择，而在实质上却使民族或国家成为个体利益博弈最为基础性的背景条件和保障。哈贝马斯就认为，早在重商主义阶段，“民族经济和地域经济随同现代国家一起发展起来了”，它开启了“城市经济民族化进程”。也正是这种实质内容，使现代经济的进程同时表现为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 　　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的最有才干的追随者达文南特，曾在1699年就发表了《关于在贸易差额中使一个民族成为赢家》的论文，直到1881年，杰文斯也直接以《理查德?坎蒂隆与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为题，把坎蒂隆以不同民族历史为背景而撰写的《商业性质概论》评价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先于《国富论》9年而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一次以相当规模的篇幅阐述了这一学科名称的定义，并坚持“相伴环境几乎使一般规则毫无用处”的观点，而提出由于政府形式、法律和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不可能对一切民族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李斯特1841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民族)体系》就明确指出，宣扬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立场，是把只对英国正确的东西错误地适用于全世界；而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基点，就在于坚持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