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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政还是对历史回归 　　[内容摘要]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美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 　　[关键词] 正义一元论;历史认知;价值僭越;多元主义;极权主义反思。 　　[作者简介] 张 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人员,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政治学原理博士研究生导师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正如张先生在开篇所指出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事情,是对中国转型问题认知的转变和深化。 　　张先生是中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特别是对奥克肖特政治哲学解读处于领先地位的老一辈学者,沈先生是贯穿基督教法治保守主义以及法政史学的新生代的杰出代表。两代人之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不是“古今之争”或是“中外之争”①,而是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自身的思维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两个背景下发生的,一是全球面临的世俗化危机,中国不可幸免,也卷入了其中;二是中国转型遭遇瓶颈,发生了所谓的“诸神冲突”问题。张先生和沈先生间的对话是在这两个背景下进行的,笔者相信这场对话可以持续并可以对我们的思维认知产生一次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笔者便尽自己之所学,向二位先生讨教几点。 　　 　　一、张先生开对了部分方子却抓错了药 　　 　　为了有效衔接这场讨论,笔者在这一部分主要对张先生在文章中对沈阳先生的批评提出几点个人看法。总的来说,张先生开对了部分方子,但是却抓错了药。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将在下面细细分解。 　　张先生在第一部分指出:“探讨基督教对宪政形成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一回事,而用一种线性因果关系把两者捆绑在一起,用基督教义去证成宪政的正当性、真理性与神圣性,过度渲染在世俗政治中高举基督教抵抗旗帜的重要性,力图把自由主义打扮成一种具有真理性的一元意识形态与一元价值观,则是另一回事。”张先生首先抛出的这个难题,事实上引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困境,这个问题包含了几个相关因素,一是“中外之争”的问题;二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三是我们对政教分离问题的认知问题;四是隐含其中的我们对于价值僭政之可能性没有高度警惕的问题。张先生想说的是前两个问题,另外就是对因果关系的线性决定论的担忧。这些问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疑问。从我对沈阳先生的诸多文章的阅读来看,沈阳先生因为在文章中,特别是对正义一元论的历史实证方面着墨不多,造成了如张先生上面批评的那种线性决定论的假象。无论是“中外之争”的问题还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在中国转型期都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困扰了几代人的大问题。而正义一元论正是在力图突破这种困扰。所以,从问题的着眼点来看,正义一元论的提出恰恰是要超越“中外之争”的传统问题,从而将问题引向上面提到的更为深刻和更为棘手的第三、四个问题。由此,我们注意到,张先生在随后简单地指出沈阳先生所指的正义一元论是从《圣经》中推导出来,于是得出这样的一个公式:《圣经》→基督教教义→宪政理论正当性基础。这无疑是在说:沈阳先生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而笔者已经指出了,这是因为沈阳先生过往文章中对正义一元论的历史实证着墨不多造成的幻象。所以,张先生在第一部分中的大部分批评就显得多余了。关于这一点,张先生开错了方子,也就很难抓对药了。 　　在第一部分中,张先生抓住了特定政治参与者以基督徒身份去论述和评判世俗政治的难题。这让笔者想起了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伊拉斯谟。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个聪明人,一直到去世都未曾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但是他毕生都在为基督教普世价值的宣扬贡献力量。因为他清楚,如果他承认自己的身份,他将受制于路德教义并且失去人文主义者的支持。非常有意思的是,与伊拉斯谟一样,当时的西欧地区形成了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