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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企改革障碍 　　摘 要：国有企业改革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我们有必要去分析、探讨为何没有突破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找到一条出路。在笔者看来，改革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上，与之而来所延伸出的“三重关系”。对于如何处理三重关系才是改革所需要解决的。 　　关键词：国有企业；三重关系；政府；产权；舆论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人民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不懈探索，确立了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目前，混合所有制是实现公有制最主要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成败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泰民安。 　　一、在竞争与合作中前进的国企改革 　　在国家所有制经济中，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对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拥有最终所有权。在所有所有制的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是平等的。根据这一原则上所成立的国有企业从地位与作用上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作用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全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发展要求市民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国企改革的初衷不是为了否定国企，[1]而是要让国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前提下不断的变革、调整，而且，国企的缺陷是在与其他性质企业合作、竞争中逐渐暴露出来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不断深化对国有企业的认识，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建言献策。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三十余年过去，杨其静先生对国企改革的三个阶段划分我个人是比较赞同的：改革之初，试图解决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下企业缺乏积极性的弊端，从而有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和承包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在国名经济中的功能被重新认识，从而有了“抓大放小”的民营化中小型企业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小型国企的民营化基本结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大中型国企改革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理论界形成的一个共识，即国企的真正功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2] 　　如何达到这一长远而又务实的目的，现实中存在有三重“大山”，也正是这三重“大山”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已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二、改革中的三重关系的制约 　　由于国有企业在产权归属，经营管理，运行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受多重目标驱使，国企改革开始前，就已重担压顶，带有“原罪”。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障碍，笔者总结出了一下三重关系。 　　（一）父子关系衍生产品 　　国企是目前阶段实现公有制的最主要形式，无论是从国有企业设立的初衷，还是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文件来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成立与发展是为了实现政府的目的。这样的宏观布置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上来看，达到了两种效果。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从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挥动着指挥棒，通过财政与税收调节经济发展，同时，国有企业也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一关系下，国有企业的投资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府，政府自然有权力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让国有企业承担着各种复杂的社会任务，反过来，当国有企业遇到困难时，也转而诉诸于政府的公权力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一组相互关系。 　　还有一些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这虽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对于这样一种局面，究竟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笔者尝试讨论一下。行政级别使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有些国企管理者集企业管理者与行政官员两重身份于一身，在两者之间自由转换，名利双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当改革的榔头敲打国家机器时，既得利益者愿意成为一颗被敲掉的废旧钉帽吗？改革自然而然有阻力。从另外方面来看，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增加，管理者居功自伟，以效益论英雄的局面下，这当然也成了晋升为国家机器管理者的一条通道。反过来，企业亏了，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政府管理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业务上的往来，甚至是同一部门的老领导，老同事，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的笼罩下，管理国企的部门会对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问责吗？这群庞大的企业管理者自然而然的是“负赢不负亏”。究其原因，对企业，盈亏是由企业的老板来负这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