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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政府决策科学化与公众理性增长 　　[摘要]从政府决策与公众理性二方面,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做了分析;论述了政府决策与公众理性增长的过程与途径。 　　[关键词]公众理性 政府决策 对策 反对策 　　 　　作者简介:贾益东(1955-)女,山西寿阳人,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政府决策。 　　 　　自从人类产生“政府”以来,政府的决策就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体公众的事业,政府虽然是改革的领导者,但是,在制定和实施每一项改革方案时,政府要受到公众思想和行为的牵制。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体制改革的进行是公众理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公众理性越是增长,改革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也就越大,从而政府的决策程度也就越大。本文拟就公众理性增长及其对改革的影响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我国公众理性增长的表现 　　 　　建国六十年,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和不断深化调整的政策,使公众在波折、动荡与发展中大大增长了见识,理性程度提高很快,预期能力和判断能力迅速增强。一方面,公众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听话”;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必须慎之又慎,如出现失误或不周,不仅不能动员和带领公众深化改革,反而还会降低政府的威信,增强公众的逆反心理。我国公众的理性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越来越高,这种追求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利益。改革方案要得到公众的拥护与认可,首先要能给之带来切身利益。这个利益不仅是物质的。当公众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后,非物质的要求会逐步增长,如精神享受、地位、荣誉、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等等。即使某项政策并没有给某些社会群体带来物质利益上的损失,但只要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也会成为这一政策的反对者。第二,公众理性的增长还表现在不同的公众群体有不同的偏好。如:一般市民的敏感点是物价与收入的增长关系;领导者和管理层的敏感点是权力和升迁问题;下岗职工的敏感点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知识阶层的敏感点是社会尊重与市场价值的双重实现等等。社会矛盾最容易在群体的偏好点、兴奋点和敏感点上诱发和激化。第三,公众理性的增长常常以矛盾的心态表现出来。旧体制虽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却有很大的惯性,这种惯性不仅表现在体制本身,还表现在这种旧体制在公众心理上形成的文化积淀及其心理和行为的定势。当改革给公众带来利益时,公众一方面会欢迎和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又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旧文化心理沉淀的束缚;公众一方面感到改革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又留恋旧体制的安逸;一方面看到“泥饭碗”中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又力争保住牢靠的“铁饭碗”;一方面在竞争中觉得精神振奋,试图大显身手,另一方面又害怕风险,并力争逃避风险。由于公众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因而其适应改革的心理空间是有限的,对改革的随力也是有限的。 　　 　　二、我国公众理性增长的结果通过对策行为体现出来 　　 　　改革中的政府决策----政策、方案、措施的生效,需要依靠整个社会同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同心同德,并能牺牲自我利益。然而事实上公众很难自觉、完全地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如果政府的政策、方案、措施等对其实施对象有利,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成为政府的协同者;如果不利,则会成为政府的“抗衡力量”。“抗衡”的表现就是反对策,即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对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尽可能减少政府某项方案或某项政策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政治或精神损失。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同行为主体的反对策:一是个人对政策的反对策;二是企业对政府的反对策;三是部门对政策的反对策;四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反对策。 　　反对策的行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一种是“闯红灯”即对政府的决策或方针不予理睬或装聋作哑。表现在个人或企业可能是不予理睬,表现在部门或地方政府则是对下级的行为装聋作哑,形成默契。例如,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在公路上乱设卡、乱收费,但各地乡、村照样非法设立大量的关卡,许多地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二种是“绕红灯”,即利用政府政策上的漏洞或管理上的空档,设法绕过某些政策上的束缚。第三种是“超前”行动,即预期政府将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和决策,或事先获得了某项政策的信息抢先行动,避免损失或争夺利益,比如,地方政府预期中央将抽紧银根,控制贷款规模,就压本地区的专业银行尽量扩大信贷规模,然后“倒逼”中央银行承认既成事实。 　　在反对策的行为主体中,最有力量,影响最大,结果也较严重的是部门和地方的反对策行为,这是因为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中都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中央政府只有一双眼睛,而个人、企业、部门、地方都具有千百双眼睛。因此,政府对于下面的反对策行为是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