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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盗窃自己所有被他人合法占有财物若干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盗窃自己被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两高尚未对此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也未公布典型、明确的判例。学术界及司法界本身对此类问题的分歧也很大:罪或非罪?此罪或彼罪?一罪或数罪?既遂或未遂?笔者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盗窃自己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并索赔只能构成一罪 　　 　　盗窃自己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可以构成盗窃罪,没有多大争议。在此类犯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往往以事后索赔或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体现出来。比如在2003年司法考试的题目中,在2003年的司法考试中曾有一道类似的题目:“李某花4000元购得摩托车一辆,半年后,其友王某提出借用摩托车,李同意。王某借用数周不还,李某碍于情面,一直未讨还。某晚,李某乘王某家无人,将摩托车推回。次日,王某将摩托车丢失之事告诉李某,并提出用4000元予以赔偿。李某故意隐瞒真情,称:“你要赔就赔吧。”王某于是给付李某摩托车款4000元。后李某恐事情败露,又将摩托车偷偷卖给丁某,获得款项3500元。李某的行为构成何罪?”在此,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王某事后不承认盗窃摩托车的事实并接受4000元赔偿的行为是否单独构成犯罪?对此存在一定的争议。从表面来看,就单独这些行为,李某确实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已构成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人抱此种观点。 　　一般理解,李某盗窃摩托车,已经构成盗窃罪既遂;而事后又骗取赔偿款,构成诈骗罪既遂。表面看来两者是完全独立的两起犯罪,且不符合想像竞合的特征,应当以盗窃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但是,我们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是行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之一。某种行为,如果没有或者不可能危害任何一种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在本案中,无论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都是王某的财产权利,而在本案中,王某共损失了多少财产权利?只有4000元。摩托车是李某的,被李某偷回去时王某并无直接的损失,后面的4000元是王某赔偿给李某的损失,而之后两者之间已无赔偿问题。而一个犯罪直接客体是不可能构成两个罪的。由于盗窃罪和诈骗罪属想像竞合需择一重罪,考虑到盗窃罪的量刑重于诈骗罪,对此类犯罪应以盗窃罪定罪。 　　 　　二、盗窃自己财物、事后承认又不索赔的,不能构成盗窃罪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前一个罪――盗窃罪。李某将摩托车借给王某,此时摩托车的占有权已经合法的转移给王某,后李某将摩托车偷回来,从后面的行为来看,李某故意隐瞒自己偷车的事实,并接受了王某的赔偿,可以反推王某在盗窃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是对摩托车,而是对王某因摩托车丢失后给李某的赔偿。为什么不说对摩托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何为非法占有?《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即民法中的占有是所有权的一部分,但是相对于后面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占有权显然处于优先地位,是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前提条件,但是它并不能等同于所有权,而占有权和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也是可以脱离的,特别是处分权,更多的时候所有权是以处分权来体现的。在本案中,王某获得的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收益权和处分权并未转移的,所有权仍属于李某。《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指以《刑法》禁止的手段将他人财物进行控制,从而是财物脱离其现占有人(不一定是合法占有人)的控制之中。显然,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范围不同,除了民法上占有之外,还应当包括后面的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当然,这些权利并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而在本案中,李某并未将收益权、处分权转移给王某,如果只是单纯将摩托车窃回,其非法占有是有瑕疵的,无法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盗窃罪。假设,李某偷回摩托车后,王某来找李某时,李某明确告诉王某摩托车是他偷回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摩托车(当然,这种说法逻辑上本就有错误,摩托车是李某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怎么会被李某自己非法占有呢?),在这种情况下,以盗窃罪定罪显然是不合适的,更多的是以经济纠纷来处理。由此证明,李某单纯盗窃摩托车(事后承认)的行为并无法构成盗窃罪。 况且,从犯罪客体来说,既然民法上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李某对偷回摩托车的行为对王某未造成直接的损失(摩托车是李某自己的),如果李某不要求王某赔偿,王某显然是无任何损失的,从犯罪构成来说,即不存在犯罪的直接客体。既然不存在犯罪的直接客体,按照刑法的相关理论,即不存在犯罪。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需要予以说明。《刑法》第九十一条“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