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docVIP

浅议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 　　摘 要：随着国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现代行政职能和任务的日益深入发展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步提高，作为国家赔偿核心的行政赔偿范围日益具体和细化，并逐步扩大。我国《国家赔偿法》虽对行政赔偿范围进行了规定，但赔偿范围仍然较小。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等行为，《国家赔偿法》皆未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从实践中看，行政不作为作为最严重的行政侵权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因此国家赔偿法将行政不作为明确纳入赔偿范围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行政赔偿范围;行政不作为;构成要件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62-03 　　引言 　　《国家赔偿法》的颁布与实施，显示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虽然现实中依旧存在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相比较之前，《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为大家提供了权利的救济途径。而其对于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涉及国家赔偿的第一步问题：赔不赔。在实践中，存在着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等一系列的权利侵害问题，但因理论研究的不充分等各种原因，《国家赔偿法》却未能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本文笔者就以行政不作为为切入点，对于这一权利侵害行为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1月19日凌晨4时，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宜川新村派出所（以下简称宜川派出所）接获群众报警，称宜川路51弄3号大门内有一个人躺在地上。民警王某某、管辖民警门某某立即赶往现场，发现宜川路51弄3号楼内扶梯处有一个人仰面躺在地上，嘴边有呕吐物，浑身酒气，呈醉酒状态。两人随即走访附近，由邻居处得知其身份为张朱明（原告张某某之子），并得知张朱明平时一直喝醉酒，故其兄张朱平留下电话让304室居民遇有情况就打电话。 　　于是，民警王某某在场守护，民警门某某回所打电话通知家住大华新村的张朱明的哥哥张朱平速来处理。张朱平两次接到电话，但久等未至，期间，民警又多次电话催促。在张朱明家属迟迟未到的情况下，民警采取了电话通知“120”急救中心及法医到场等措施。法医到达现场后，确认张朱明已经死亡，死因为脑外伤。法医尸表检验记录中记录：死者衣服不整齐，口鼻腔检见呕吐物带有酒精异味……并告知现场家属，如有嫌疑，提出书面报告对尸体解剖检验。张朱平当即表示无异议，2000年11月20日，张某某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并于2002年1月11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补充提出确认宜川派出所不作为行为违法的申请。 　　原告张某某主张：（1）撤销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2002年2月4日做出的沪公普【2002】确字第1号行政行为确认书，确认被告2000年1月9日在原告儿子张朱明发生意外后没有处理、没有采取措施导致原告儿子张朱明死亡的不作为的行为违法。（2）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张朱明死亡的赔偿金、丧葬费217 400元、原告张某某的赡养生活费人民币40 800元，总计258 200元。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主张：宜川派出所在接报对张朱明醉酒倒地的处警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不存在不作为行为，原告请求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所属宜川派出所接警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属对对醉酒倒地的张朱明实施了立即救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警察义务。被告在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采取了及时通知家属的救助措施，对醉酒倒地者的处理方式，并无不作为行为，更不构成违法行为，且被告的出警行为与张朱明的死亡结果亦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存在未立即救助的不作为行为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请求的赔偿主张也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得到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报警电话后，及时走访邻居，确定醉酒者身份，并与家属取得联系，派人在现场守护。在家属答应马上赶来而又久等未至时，除多次电话催促家属，又电话通知“120”急救中心。从被上诉人上述一系列行为来看，对于醉酒倒地的张朱明已经实施了救助行为，被上诉人不存在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无违法行为，不存在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不作为违法，缺乏事实证据，其要求国家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主要争点在于宜川派出所民警于接警之后，对于醉倒在地的张朱明有无法律义务（作为义务），必须先确认宜川派出所有无作为义务，而后才能探讨其有无不作为违法行为。① 　　二、行政不作为的理论探析 　　（一）学术界对行政不作为的界定 　　对行政不作为的界定，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