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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严羽以禅喻诗原因 　　内容摘要: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一是对唐宋时期盛行的诗禅思想的继承与总结;二是严羽认识到了诗与禅的相通,以禅作比,形象明白。 　　关键词:以禅喻诗 诗禅 悟入 相通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是宋代文学批评的代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论诗方法上以禅喻诗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以禅喻诗并非严羽之首创,一般认为唐代的诗僧皎然是第一位以禅喻诗的诗论家。到了宋代,以禅喻诗更是成为一种风气,以禅入诗,以禅喻诗风行一时。南宋末年严羽的《沧浪诗话》可以说是以禅喻诗的集大成者,他以禅语入诗话,以学禅比喻学诗,对宋代以禅喻诗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将以禅喻诗推向了高潮。对于严羽以禅喻诗历来褒贬不一,那么严羽为什么要以禅来喻诗呢?总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到答案,第一受当时诗禅盛行的时代影响;第二是由于诗与禅的内在相通。 　　一.唐宋诗禅思想的影响 　　“‘禅’最早产生于古印度,是印度古代人所发明的一种修行办法,汉字‘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简称。所谓‘禅那’就是静虑的意思,即精神集中、排除一切杂念以求得内心的安宁。”[1]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家精神相融合,在唐代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禅宗思想。禅宗认为,内心之静虑就是真理本身,真理不在心外,只在人们的内心之中,人们寻求真理不必外求,而应向内寻求,抛开内心一切杂念而达到内心的空明静寂就是求得了真理。所以,禅宗思想的传授靠的是意会,弟子不是在师傅那里习得真理,而是通过坐禅,通过静虑内心达到彼岸世界。 　　诗禅论,是中国传统的诗文化与佛教禅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谓的诗禅,本来是以禅入诗,以诗喻禅;而实际上乃是诗歌王国实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2]在唐代,以禅入诗已渐成一种风气,唐代著名的田园诗人王维因诗中多用禅语而被称为“诗佛”。宋代,随着品评诗作的诗话类作品的出现,佛家的禅语又被引入诗话中,以禅喻诗渐成气候,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代表。严羽在《诗辨》开篇就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3],其中的“识”、“入门”都是佛教用语,以及“悟入”、“向上一路”、“顿门”、“单刀直入”、“第一义”、“妙悟”,满篇都是禅语,所以以禅喻诗成为《沧浪诗话》的显著特色。 　　以历史的眼光探究严羽以禅喻诗的原因,可以发现他是深受当时诗禅思想的影响的。“唐宋时期,诗人与禅僧交往是一种很时髦的事,像唐代的王维、韦应物、刘禹锡、颜真卿、权德舆,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与禅僧过从甚密。他们都是禅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忠实信奉者,所写的诗染着浓厚的禅味。”[4]与此同时,“由于禅宗扫除了种种戒律和坐禅仪式,他们也就有充裕的时间去与公卿文士交往、去涉猎外典、去搞艺术。禅宗中的诗僧很多,如唐代的灵一、清江、皎然、灵澈,五代的贯休、齐己,宋代的惠宗、参寥、洪觉范都是很著名的。”[5]由于禅宗思想盛行,诗人与僧人接触多了,生活中喜欢说一些禅语,还喜欢以“居士”为号:比如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白号“青莲居士”、苏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等等。另外唐朝初期宽松的宗教政策使佛、道两教都有长足发展,虽然在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但是保存下来的禅宗一派到了宋代,更加生活化与市民化,禅宗思想渗入到市民的思想当中,成为人们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诗人阶层视谈禅为高尚之事。当时的诗作也多与禅有关,例如唐代元稹的“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北宋苏东坡的“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南宋戴复古的“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曾几的“烹茗破睡境,烟香玩诗篇。问诗谁所作?其人久沉泉。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闲用无心处,参此如参禅”等等不胜枚举。可见以禅入诗的现象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有学者认为“吴可《藏海诗话》以禅喻诗,谓‘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又有《学诗诗》三首,龚相《学诗诗》三首、赵蕃也有《学诗诗》三首和之,均以‘学诗浑似学参禅’开头,强调诗歌的自然悟性与参禅的妙合为一,成为宋人的一种共识,一种集体无意识。”[6]在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当时盛行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进行了批判,以盛唐为法而定诗之宗旨,采用以禅喻诗的方法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以当时盛行的禅宗思想来阐明自己的诗论立场,以人们熟知的禅语来剖析诗之弊病,也就易于为他人接受。 　　二.诗禅相通 　　禅宗作为佛教最发达的一宗,是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深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为广大文人雅士所推崇。以禅喻诗不是严羽的首创,在严羽之前的戴叔伦、李之仪、曾几、戴复古、范温等,以禅喻诗或借禅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