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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存在问题与立法完善 　　摘 要：监视居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监视居住的设置和执行等问题存在一定争论和争议，本文理性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对其加以改革完善，从而使这一制度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监视居住；存在问题；完善 　　 　　监视居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是指侦查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者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依法限定其活动区域，并对其行为予以监视的强制方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设置和执行等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论和争议，1997年刑诉法修改时曾对该制度有过存废之争，但最终还是保留了这一强制措施，但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引发的问题仍然较多，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在即，有必要对这一制度重新进行审视，理性分析其存在问题，并探讨如何对其加以改革完善，从而使这一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作用。 　　 　　一、现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 　　 　　(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与取保候审相同，其适用的随意性较大。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同属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就限制程度而言，监视居住较之取保候审严厉。一是监视居住的空间范围比取保候审要小许多，按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活动范围是其住处或指定的居所，而被取保候审人的活动空间可达其所居住的县、市内的所有空间。二是监视居住对适用对象在适用期限内行为的限制比取保候审多，除了与取保候审同样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还要求适用对象“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监视居住严格的限制条件使之对适用对象的人身自由的控制程度仅次于拘留、逮捕这两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我国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规定的适用条件却是相同的，实务部门可选择适用。实践中办案机关通常会从打击犯罪及自身的工作需要出发，倾向于选择更严厉、更能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手段，而不能充分贯彻人权保障的思想，导致违背强制措施的适用与被适用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原则。 　　(二)对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执行的规定过于原则，实践操作中易背离立法本意。刑诉法规定，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所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根据这一规定，执行监视居住的地点首先是在适用对象的住处，只有在没有固定住处时才能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在实践中，很多办案单位却不作这样的理解，适用对象即使在本地有住处，也不在其住处执行，而安排在指定的居所，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固定场所，并采取严格的监视手段，这种做法有违立法本意。从立法本意来讲，监视居住是一种介于拘、捕与取保候审之间的强制措施，在监视居住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不违反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定，在其居住的房屋为核心的生活区域内，应该是可以正常生活的。实务界却也有苦衷，在被监视居住的对象有共同居住人的情况下，执行监视居住势必要侵犯其他人的基本权利，也可能为案件的侦查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因此，即使被执行人有住处，也另行指定居所执行。 　　(三)监视居住期限的规定过于笼统，容易造成实践操作中的混乱。刑诉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这一规定没有对具体每个机关可以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对这样的法律条文，从法律解释原理上讲，应当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即应当理解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三机关的累计监视居住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但三机关的解释却没有遵循这一法律解释的原理，都规定本机关的监居最长期限为6个月，又有重新计算期限的规定，这种解释有扩权解释之嫌。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的期限可达一年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处于未决状态，对其工作、生活影响很大，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我国已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有关人权保障的内容已写入宪法，人权保障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监视居住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正当性、合法性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密切相关，为了使之能够真正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成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点，必须对该制度加以改革，使之趋于完善。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监视居住制度的效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对该制度加以完善： 　　(一)针对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不同的特点及不同强度，单独设置适用条件。强制措施的适用必须严格遵循必要性、适应性原则，监视居住的强制程度明显大于取保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