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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祥子与余占鳌 　　内容摘要：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界涌现出一大批新历史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本文主要选取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以及莫言先生的《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两位男性形象，将其置于新历史主义视角下进行对比研究，以求对两位人物形象及两部经典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祥子 余占鳌 　　20世纪80年代，英美文学、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新历史主义的潮流。“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1]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这两个方面。所谓“文本历史性”，即文学文本不仅是特定历史状况的产物，而且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种能动作用，能够参与到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去；“历史文本性”是指我们无法回归并亲历完整而真实的过去，我们体验历史，就不得不依靠残存的历史文献。[2]但这些文献又常常含有历史描述着的个人色彩，所以历史不再是客观的、权威的。这些文献和文本之间也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它与文学文本一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新历史主义者以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性的一面为主要任务，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把作品从单纯的文本分析中独立出来，将其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伊始，“历史”受到了相当多的中国作家的喜爱，特别是先锋派、新写实和寻根派作家，他们开始了各具特色的历史书写活动，形成了一个持续至今的历史文学创作热潮，大批历史文学作品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作品往往被评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平民化的历史，因此，其“往往将非英雄化的平常人或被正史排斥的人另类人推向前台写这些人的吃喝拉撒，七情六欲。”[3]《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创作于20世纪20年的作品，严格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并不是在新历史主义影响下诞生的，但是这部作品的创作同样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为依据，充满了浓重的寓意色彩，加上处于历史转折这一特殊时期，因而可以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该作品进行研究。莫言先生的《红高粱》堪称中国新历史主义的典型之作，莫言将“寻根文学”的潮流与南美文学爆炸的氛围巧妙地融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向历史靠近的方式。两部作品的创作在时间上相差60多年，但是新历史主义可以作为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打破时间的限制，将两部作品很好地联系起来。 　　本文将就两部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进行对比分析，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从“文本的历史性”和“自我塑造”两个方面对两位人物进行探讨分析，力求对两部经典作品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 　　一.“买车”的羁绊与“卖酒”的不羁 　　祥子和余占鳌的出身是一样的，均是来自农村，但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却有着天壤之别。祥子抛弃家乡，毅然进城，一生为自己的买车梦在城里摸爬滚打着，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期待，他只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可最终也被这个梦所牵绊着，成为“行尸走肉”的代言人。相反，余占鳌选择自己的命运，有胆量有想法，不和任何党派合作，自立为王的北国高粱地里的硬汉，虽说“杀人越货”但也可以称得上是那个年代的农民英雄。 　　老舍先生用三次买车卖车的经历描写出了祥子辗转波折的一生。看似简短的三次经历，正是作者深厚的文笔功力的体现，用这样的方式，详细地概括出祥子的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以及深刻表达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祥子是一名优秀的拉车夫，他可以靠租车行的车安然度日，可是他为什么一定非要买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呢？这就要结合祥子生活的社会背景和祥子自身的性格。祥子本身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骨子里充斥着农民的天真、老实劲。农民本以土地为生，可是祥子迫于当时的战乱、天灾和饥荒，他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来到不属于自己的城市谋生。“如同作家在创作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一样，农民也在耕作中证明着自我的意义。没有了土地，农民也就没有了人身的依附。”[4]来到城市之后，祥子选择以拉车的方式过自己想要的“城市生活”。车之于祥子的意义就像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一样，祥子深信，只要拥有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就能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农民的淳朴、较真劲在祥子身上表现地淋漓尽致。 　　余占鳌是谁？莫言在《红高粱》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手法――第一人称描述的手法，来叙述整个小说内容。余占鳌，即文中的“我爷爷”。他是生在“高密东北乡”高粱地里的庄稼汉。他用他雄壮结实的肩膀抬着“我奶奶”坐的出嫁轿子，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已嫁入他门的“我奶奶”，他敢于冲破伦理束缚：“他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的送回轿内。”[5]42他迈出了追求爱的第一步，也迈出了转折人生的第一步。他和“我奶奶”在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