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两宋登临词中莫登高现象文化内涵.docVIP

浅论两宋登临词中莫登高现象文化内涵 　　摘 要：登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脉相承，它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与时代变迁密切联系，充满了对社会与个体发展的忧患和关注，与“诗言志”传统一致。登临之主题贯串了整个宋词，其艺术风格和内涵的变化，是和宋词的雅化过程和儒学的复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宋词中出现的“莫登高”现象与词体自身发展和宋朝风云激荡的历史密切相关，凸显了宋型文学的特征。 　　关键词：宋词 登临 莫登高 　　 　　登高多于重阳日，后渐失避灾之意，惟故事相承。如南朝宋刘裕为宋公时，在彭城九日有项羽戏马台讲武习射；南齐武帝于永明五年九日有商飚馆登高宴群臣，皆为九日故事。《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登高望远从无意识的行为，上升到富于儒家政治理想和文化内涵的层次，成为文人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和一种文化品格。《孟子?尽心》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更表现了一种不断奋发向上，胸怀远大抱负的精神欲求，这是孔子整个生命历程和精神境界的表现，从而构成了儒家不断汲汲追求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内涵。这和《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是一致的。孔子的“泰山”之登为登高行为寻到了文化之根，同时也为后人奠定了登高之作的气魄和力度。 　　在登高之点，人们以一个卑微的姿态来承受古与今，成与败，豪情壮志与落寞现实的交汇，寻找个体以及个体所处的时间、空间在苍茫宇宙之中的位置。从心理发生机制而言，登高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现实情怀，它深深根植于社会、历史的时代变迁中，与个体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登临之作的内涵不脱“自己的穷通”和“国家的治乱”这两个范畴。个人的建功立业、感叹岁月流逝，羁旅乡情，闺情相思，历史兴亡都不过是对这两方面的具体诠释。“登高必赋”的士大夫情结与中国诗学中的“言志”传统实现了精神上的一致。 　　与“诗言志”的传统不同，宋词最初是以女性或模仿女性口吻来吟唱的，后来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实现了宋词以言志为主体???―即“言志”传统的回归。随着柳永羁旅行役，辗转江湖，词境界渐渐阔大。苏轼的出现，使登临的主体一变而为文人、士大夫，所登空间从狭小的闺阁逐步走向现实中的山水、都市楼阁，表达的也主要是个体生存的体验和感受。在这一阶段，无论是从登临主体、空间还是表达的内涵而言，都体现出了登临“言志”的传统对登临词的影响，宋词在全面发展和成熟时，尤其在南宋，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与“诗言志”相同意义的“词言志”。登临词因其独有的风格与内涵的全面和丰富见证了这种发展和回归。但在宋代与登临有关的词作中有一个特别之点，那就是从“登楼无语”发展为劝人“莫登高”，这与宋朝风起云涌、荡气回肠的历史和词体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北宋初期，“莫登高”的现象并不普遍。“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周邦彦《兰陵王?柳》）；“莫把阑干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万俟永《昭君怨》），词人们对功名事业的追逐使“京华”成为士大夫心中皇帝的象征和不得志时的宣泄之所。“等闲莫把阑干倚。马蹄去便三千里。三千里。几重云岫，几重烟水”（万俟永《忆秦娥》）；“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莫登高”更多地来自于爱情相思、离别所引发的愁不胜言，主要来自于个体受挫后的情绪突变。宋代文人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心态，向更深微、细腻、敏感的方向发展，词善于表达人们内心深处情感细微变化的特性，适应了这种心理的表达。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因此宋初文人以 “婉约”为词正宗。登临词中的“莫登高”现象深受这种向内收敛创作心态影响的表现，同时这也是宋词最初产生于歌儿舞女之口，欲语还羞的女性特征的表现，这与词的特质是相符的。宋初与“莫登高”情绪同时出现的还有登高无语的状态：“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寇准《踏莎行》）；“怅望倚危阑，红日无言西下。”（张杲卿《离亭燕》）这种登楼无语的状态一直贯穿到南宋，到了南宋中后期，这种无语状态就被“莫登高”逐渐代替，“莫登高”成为了宋人内敛情绪的普遍表现。 　　“靖康之变”使词人们无法选择地汇入国破家亡的时代洪流中，民族意识、“以天下为已任”、内敛心态交织在一起就使“莫登高”成为了南宋词人登高的一种习惯。夏承焘先生曾指出：“有宋一代词，事之大者，无如南渡及崖山之覆。当时遗民孽子，身丁种族宗社之痛，辞愈隐而志愈哀，实处唐诗人未遘之境，酒边花间之作，至此激为西台朱乌之音，洵天水一朝之文学异彩矣。”[2]宋代文人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著称于世。朱熹在《跋范文正公家书》中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为士大夫的座右铭，并且《朱子语类》中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