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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曹操诗歌艺术悲情 　　曹操这位“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总庶政，兼贤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丁晏《曹集诠评》卷十），虽“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沈约《宋书》卷十四《礼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方才有“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大量的作品改变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的局面，开创了一个诗歌创作的新时代。时至今日，文字漫灭，散佚大半，所余诗歌仅二十余首，皆为乐府体裁。数量虽少，质量极高，且字字珠玑，力透纸背。通篇读来，非悲字莫能概其全貌，统其性情。钟嵘评之“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卷下），可谓一语中的。 　　鲁迅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曹操正是这一自觉时代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这一时代宗白华说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曹诗之悲便是这艺术精神之一种。同时，曹操的诗歌创作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形式，把主体悲情融入到以叙事见长的文体之中，但并不停留在事件的具体的细枝末节上，而是对事件的本质意义做无情的解剖，把自己在事件当中受到的强烈震撼向世人尽情地诉说出来。可谓直抒胸臆，毫无遮拦，是“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典型体现。再和之以具有哀情色彩的清商乐调（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南齐书?王僧虔传》）），越发让人为之动容，千载之下，依旧惊心动魄。 　　 　　感时伤世悲中见愤 　　 　　东汉末年，政治腐朽，乾纲败坏，矛盾激化，十常侍篡政，董卓乱纲常，干戈不息，战乱不止，民生多艰，满目疮痍。《薤露行》即是曹操此时所见、所感、所思、所想的作品。 　　“惟汉二十年，所任诚不良”。“就上任不良说起，直探乱源”（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言何进召乱身死”（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犹豫不断，自贻害也”（朱乾《乐府正义》卷五）。作者此处采取了倒叙形式，因为“圭等执君，本在何进之后”（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先言君王罹难，王室倾颓，再言原因之由来，即何进召卓赴京，肃清宫闱，反遭不测，身死命殒，继而董卓擅权，天下大乱。这种时间和事件上的有意倒置，颇有警策意义，讽刺当权者所用非人，必将生灵涂炭，贻害无穷。叹惋之情，忧愤之意，溢于言表。接着交代了董卓之乱的详细情况。“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钟惺誉此六句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妄图篡汉自立，取而代之的野心家董卓，冒天下之大不韪，焚洛阳，迫献帝，迁西都，杀黎民，辱妇女，造成无数人家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只见茫茫大地，死伤遍野，惟闻大街小巷，幼哭呼救之声不绝于耳。见此惨绝人寰的惨状，何能袖手旁观，岂可无动于衷，于是，长歌当哭，痛定思痛曹操发出了深沉的喟叹：“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经行旧处，宗社丘墟，黍离之悲，油然而生。“结到感伤”（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于此为甚。陈祚明评之曰：“老笔直断，禾黍之思，不须摹写，而悲慨填胸”（《采菽堂诗集》卷五）。方东树说：“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又说：“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直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莽苍被悲凉，气盖一世”（《昭昧詹言》卷二）。 　　曹操的这种思想感情在《蒿里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表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面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初平元年春，十八路诸侯，兴兵前往讨伐，并推举袁绍为盟主。“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就本初讨逆初心说起，欲抑先扬，作一开势”（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于是，接着就“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陈祚明说此四句“足尽诸人心事”（《采菽堂诗集》卷五）。史载“太祖（曹操）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然而，“邈等不能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可见，关东州郡名为起兵讨逆，实际上各怀异心，观望不前，为一己之私利，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互相倾轧，自相残杀，细味此诗，的确是“尽乱世群雄情形，道尽群雄病根”（钟惺《古诗归》卷七），为人们展示了一幅萧条、冷落、荒凉的画面。长年累月的军阀混战，动荡不安，出现了“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不忍睹的景象。方东树说这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