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韩非欲望观.docVIP

浅论韩非欲望观 　　摘要：对人性欲望的深刻洞察和透彻了解是韩非整个思想大厦的重要基石。韩非正是基于对人性欲望的把握来展开对于道德、法治和经济的思索，提出他的道德观、法治观和经济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他对人性的看法过于悲观，对于道德和自律的作用加以忽视和贬低是不当和需要批判的。 　　关键词：欲望；道德；法治；经济 　　 　　人的欲望是构成人性的基础结构，是人生历程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原动力。对人的欲望的认知和态度是观察、研究和解决与人有关的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和首要前提，如何认识和对待人的欲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个事关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西方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而领先于世界，中国却远远落后而且至今仍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艰难，都与此深刻攸关。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异彩纷呈，欲望问题常被寓于人性问题之中而得到不同视角和取向的探讨与论争，成为构建各家各派思想体系的基础。韩非作为法学家说的集大成者，既承继前贤，又有所发展，以对人性欲望的判断和定位为出发点来展开他的法治思维，提出治国方策。其透彻的人性欲望观以及相应的治国智慧包含着丰富的合理高明成分，对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制国家仍有重要启发。 　　 　　1．韩非的欲望观的基本内容 　　 　　1.1“好利恶害”的“人情” 　　对人的欲望的分析在韩非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韩非对欲望问题的重视跟他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韩非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普遍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不同的事物变化发展有其特殊规律，“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迫），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也”（《解老》）。因此他主张“缘道以从事”，指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同上） 　　在韩非子一书中，“治人”与“事天”，“循天”与“顺人”常常连在一起，天有天理，人有人情，应当“守成理，因人情”（《大体》）。他所谓的“因自然”，包括“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同上）两方面。什么是人的情性呢？韩非说：“夫安利者就乏，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医》）在这里他看来，人的情性就是“好利恶害”，人人都有“自为”之心。在这里，韩非看到了，人是在欲望动机和利益原则的驱使下，按照“好利恶害”的准则行事，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在，人皆有利己之心。在他的眼中，个人私欲成为决定人的行为取向的根本力量，满足私欲或避免损害私利成了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1.2人性欲望与道德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基于对人性欲望的深刻体察，韩非坚信，在人的私欲膨胀面前，道德的作用重要是软弱无力的，靠不住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实质不过是为了满足私欲罢了。 　　既然“人情”就是“好利恶害”，人人自私，永远把个人私欲放在第一位，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利害关系。韩非说道：“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血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宝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在这里，医生与舆人之利它举动，非仁也，私欲使然。太子、王后之盼君早死，非鄙也，私欲使然，不必予以道德上谴责。在《五蠹》中，韩非把上古之世的人们与今世作比较指出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因为心地仁慈，而是因为财物绰绰有余；今天争夺财物，并不是因为卑鄙无耻，而是因为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去天子之位，并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太小；今天的人争着做官或依附于权势，并不是因为志趣低下，而是因为权势很大。而这一切都与道德无涉，而源于人的私欲满足需要。 　　韩非并不绝对否认会有圣君、贤人的出现，但他认为圣君，贤人只是极少数，而且极难遇到，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圣贤身上无异于守株待兔。况且，即使有少量圣贤出现，但仅凭其道德示范和说教是无法感化绝大多数私欲很重，好利恶害的百姓的。所以韩非对道德的可靠性持不信任态度，批评德治、反对人治，主张实行法治。 　　 　　1.3人性欲望与法治 　　韩非认为人人皆以私欲为动机，人的自私之本性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始终只能是一种利害关系。不仅普遍的人际关系如此，君臣父子亦是如此，用他的话说：“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父母之泽乎。”正是基于此种对人性自私的分析，韩非提出了他的法治主张。 　　既然“趋利避害”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那么按理“法治”进行赏罚是符合这一准则的。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也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他认为，安邦治国必须以法为本，“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那么何谓“明法”？他认为“人主使人臣虽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