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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田间诗歌观念与其抗战诗歌战斗力关系 　　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导刊》创办一周年，印刷了一本《周年纪念文集》，刊登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这在当时大后方文化界中形成了热烈反响和较大震动。诗人冯至回忆说，在对田间诗歌讨论最热烈、朗诵声音最高亢时，人们觉得战地的炮火再也不是那样辽远了，仿佛在自己身边。 　　这件事充分说明田间的诗歌有很强的战斗力。在田间手中诗歌不再是文人之间的高雅的评鉴欣赏活动，不再是书斋、书店和文人雅集时的点缀，也不再是研究室里的研究对象，而成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战斗武器。田间自己也曾说，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1]。街头诗像小匕首出现各处，因而出现打倒敌人、动员群众及慰劳战士的明显作用，而他诗歌的战斗力也正体现在打倒敌人、动员群众和慰劳战士三个层次。 　　战斗力构成要素有三个：人、武器、人和武器的结合方式。对诗人来说，文化工作是人的要素，诗歌作品是武器要素，诗歌创作方式是第三要素，本文主要从诗人的要素来分析田间诗歌特别有战斗力的原因。 　　田间1916年生于安徽，童年受传统旧式文学教育，《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等传统文学经典对他影响比较大，少年时代接触了新文学，郭沫若对他的影响较大。田间成长的1920、1930年代是中国社会黑暗和混乱的时期，少年时代曾两次亲眼见到爱国者代表共产党人被街头处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学读的是英文，早就参加了左联，西方文艺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早年的诗歌创作中都留有痕迹。抗战爆发后，他来到解放区、来到边区，被这里人们的生活、劳动、精神状态所感染，而且接受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自己的创作观念开始转变，他说新必须从生活中的真来，作家是要在群众中成长的，继承以至借鉴国外，是一些次要因素。所以他真正自觉选择文艺方向、并取得成就的却是街头诗，走的是群众路线。 　　一、重视政治性和社会性 　　田间自觉把自己诗歌的政治性和时代性放到了首位。 　　纯文学研究领域有自己对文学的标准，一般是以人性为标准，这就使得“为人生”“为艺术”成为评价作品的最高目标，而把社会性放在了次要地位，政治性更次要。但在特殊时代里，有些文化工作者会自觉作出反向选择，田间就是如此。他说，诗和歌任何时候都需要政治激情，政治激情是诗的灵魂[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就认为诗人应该走群众路线，反映群众的思想，作品应该被群众听懂，甚至记住。当时的教育水平，乡村里的群众绝大多数都不识字，他作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诗歌创作和评价取向标准――这一决定是很勇敢的。 　　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全民统一抗战，因此歌颂抗战中的英雄事迹，鼓励抗战前线的战士，鼓舞后方的群众，揭露敌人的凶残和蛮横，而这些都是田间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中没有作者本人这个“我”，没有从所谓的“人性”出发展示其永恒的丰富性。但在那个时代，深刻地鼓舞了各个阶层的民众，点燃了他们的抗战热情，使中华民族免于遭受亡国灭种的毁灭，这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逐渐也被文学研究者们所认识和重视，2015年著名学者北大的袁行霈教授主编了《诗壮国魂――抗战诗钞》[2]，“诗壮国魂”本身就把特殊时期诗歌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即其政治意义和诗歌的社会功能揭示了出来。 　　二、时代感和现实性 　　童年时代至少见过两次爱国者被杀戮的场景，在田间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曾在《田间自述》中写到：我亲眼看见，浩浩长江，不尽波涛，前年一日，奔流不息。大鸟翔其上，而那钢铁般的共产党人，临刑不屈，高呼口号。这爱国者的呐喊，义死者的呼声，就是它引导我，向前去，向前去！也可以说正是时代的呼唤，让童天鉴成了田间。 　　有一句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时代的往往就是时代的，当一个时代过去，作品意义消失，往往就会被文学研究者们忘记。但究竟把谁当作自己作品的最终评价者呢？显然田间是把当代和后代的人民群众作为最终评价者了，他曾回忆当时住南娄山时，看到一些战士打篮球时，一边把球掷到球网内，一边嘴上嘲笑地学着某些诗人朗诵的声调；“呵呀呵”之类，很明显他们对某些诗并不欣赏，他说这并不是成见，只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作家不能不从这里得到教训，否则会受到历史的责难。诗的最终评价绝不是以什么诗人主观愿望来判断的，它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准，以历史为判断！他认为那是任何人也无法冲破的最伟大的历史发展规律。基于这样的认识，田间在抗战时期写的诗歌，反映的多是民族在面对压迫时期的苦难、反抗、斗争和胜利，而只要我们还在或者将要面临同样的情况，这种诗歌就会自然而然被记起来，将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这首著名的《坚壁》[3]： 　　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 　　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统埋在我的心里！” 　　“狗??盗”三个字把敌占区群众烈火般的愤